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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反监督原因、措施和社会影响 　　当前，企业中普遍存在反监督现象。本文，笔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探讨企业反监督的深层原因、措施和社会影响等问题。 　　 　　公司反监督现象，逐渐凸显 　　 　　现在，从经济特区的私营小厂，到大型跨国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媒体、司法机关等社会组织的监督行为。从加强员工管理、封锁企业内部消息，到企业家拒绝与媒体接触、或者其直接上访；从采取法律措施、将记者与媒体告上法庭，到非法使用暴力手段，威胁媒体从业者的人身安全，等等，企业反监督涉及了众多企业的诸多方面，这也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更有甚者，出现了“记者被打年”这个术语，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而富士康将记者告上法庭，索要的名誉补偿费居然高达3000万元。这些现象都说明，企业针对媒体的反监督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学界和业界的足够重视。 　　 　　什么是企业反监督 　　 　　什么是企业反监督，笔者给出如下的界定： 　　企业反监督，主要指的是为了应对包括媒体和司法机关在内诸多社会组织的监督与检查，企业有针对性地采用各种措施，来弱化、消解，甚至抵制上述监督行为，最终保护企业自身形象和发展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体系的总和。企业反监督由以下要件构成： 　　立足和服务于企业小集团利益。任何企业的反监督行为，首先都立足和服务于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当发生危机事件时，企业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 　　“富士康索赔”事件中，企业将媒体告上法庭的目的在于，想通过法律方式来修补和完善先前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的不良影响，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发展。 　　在“三株口服液”事件中，企业的多次辩解和不愿意向公众澄清事实并道歉，也是出于维护企业利益考虑的相同目的。 　　危机状态是企业反监督行为多发期。正常状态下和危机状态下都存在企业反监督行为，不同的是，危机状态下企业反监督行为的频率会更高、强度会更大。危机事件甚至可能会触发企业采取强硬的反监督措施，来应对来自媒体和司法部门的监督检查。 　　在“富士康索赔”事件中，富士康以名誉侵权为由，向参与报道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高达3000万元的索赔，并要求法院查封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该举措是强势企业反监督的典型表现。 　　此外，2005年以来，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在相继发生的“冠生园月饼馅”事件，“三株口服液”和“巨能钙”的质量安全事件等过程中，都没有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导致了事件的恶化与夸大化，说明了危机事件与企业反监督的互动联系。 　　采用多种途径与形式应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一般说来，企业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来应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法律的途径、企业的途径和媒体的途径等，都是进行反监督行为的重要途径。 　　此外，一些企业采用了一些非正式的反监督措施，例如，采用暴力方式打击报复企业监督者，或者利用金钱来收买企业监督者等。 　　可以看出，企业的反监督措施形式多样，值得注意。 　　企业的反监督措施是一系列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总和。企业反监督现象，从思想、观念、语言、行为，到媒体策略，包括大量的内容，是一系列观念和行为的总和。 　　具体说来，企业领导人的反监督意识与观念，会具体化为企业的行为准则，会成为整个企业的指导思想，直接左右着企业的内部约束和外部形象。 　　同样的，企业的反监督行为，应该属于企业形象维护和利益保护的范畴，对企业来说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可以看出，企业反监督是为了维护企业形象和利益，企业为此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具有重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影响。 　　 　　企业反监督的原因 　　 　　企业的反监督行为，存在着深刻的政治法律原因和经济原因，也与企业领导者的媒体意识观念密切相关。 　　政治法律原因。监督，意味着约束和管理，当企业存在一些问题时，这种被监督、被约束和被管理，可能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潜在的致命打击。 　　企业反监督存在重要的政治法律逻辑，即，为了确保企业不陷入国家的政治法律纠葛，不管是否从事了有违国家政治法律规定的活动，企业采取必要的反监督行为是获得自我保护的首要之策。 　　以“富士康索赔”事件为例，假如记者报道属实，该企业就违反了劳动法中的相关条款，要负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采用了依法起诉记者的方式来证明记者报道不实，目的在于推翻该企业行为涉嫌违法的事实基础。可以看出，政治法律层面上的利弊得失是企业反监督的首要考虑，是企业顺利运作不得触碰的红线。 　　经济因素的考虑。政治法律为企业的顺利运作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这个前提下，企业的经济行为才成为可能。 　　作为经济实体，任何企业都会规避法律风险，因为其政治法律表现都会直接影响其经济收益，企业对政治法律和经济因素的考虑是一体的。 　　采取反监督措施，可以为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