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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司法冲突与协调 　　我国传媒对司法具有积极意义。传媒报道有利于监督庭审，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人权意识的觉醒，传媒与司法之间却经常发生冲突，形成彼此相互制约的消极关系。 　　 　　一、导致传媒和司法冲突的原因 　　 　　１．两者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作为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传媒报道具有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它可以对司法中的任何人和事进行自发性评价，并进行广泛传播。由于其评价并不在当事人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对纷争当事人不具有支配性和强制执行力，所以传媒可以恣意评价，但这可能导致其评价与事实不符，甚至是偏颇的、错误的。司法裁判则不同，司法承担平定纷争、实现社会正义的功能，司法对纷争所作的裁判将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具有支配性和强制力。基于对程序性、规则性的强调或司法主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其评价未必总能做到公正、准确和合理，其评价结果也不一定符合自然正义，这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同样以实现社会公正为追求的自发性评价（传媒）的关注点，导致两者发生冲突。 　　２．关注焦点视觉的不同。（１）媒体要维护新闻自由，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伸张社会正义；法院要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对抗双方的价值目标都含于宪法原则，同等重要，以致现实中往往谁也不服谁，谁也说服不了谁。① 　　（２）媒体多关注案件本身，司法多关注当事人权益。荷兰女法官Ｖ ｉｖｉｅｎｎｅ ｖａｎ Ａｍｓｔｅｌ说过：“媒体对案情感兴趣，但法官更关心嫌疑人和受害者的权益。”由于新闻的时限要求和简明风格，传媒报道倾向于把案件当“事件”报道，把各种错综复杂的案情当作难得的卖点，进行炒作，其事实往往与法庭经质证、认证查明的法律事实相距甚远，既妨碍了公正审判，又侵害了当事人的权利。但司法不是儿戏，它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放在首位，遵照法定的程序作出公正的裁判。 　　（３）媒体多关注道德层面，司法多关注法律层面。传媒由于其特殊性，它更多地表现情感、直觉，往往将法律评判的问题从道德角度进行评判，这一点在对司法的批评性报道中尤为突出；而司法所关注的是法律与证据支撑的事实，于是两者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分歧。 　　３．司法独立机制尚不完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司法体制纰漏较多，司法不公是引发媒体评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司法独立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法官的独立精神不强，新闻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司法判决的力度很大，使法院大量生效判决得不到执行；另一方面是公民对法律没有信心，公民有了利益纠纷不去寻求司法救济。曾有一度，老百姓宁愿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编辑部门前排起长龙上访，也不愿到法院告状，因为他们认为“法院不如电视台管用”。有媒体公开发表文章称：“今天中国最有权威的法庭不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而是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目前中国最有权威的‘审判庭’。” 　　４．媒体报道缺乏法律规范。在中国传媒与司法的相互关系上，两界对其中若干问题并非没有共识，缺少的是可供操作的规范，特别是媒体的自律性规范（如采访者那种暗藏摄像机的“特工”式采访，这种方式在法律上也十分值得商榷）。一方面，新闻界在法制报道时缺乏法律规范，在案件审结之前，一些倾向性的报道，往往给法院带来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样的案件能报道，报道到什么程度，法院也缺乏明确的规则。 　　 　　二、传媒和司法关系的协调 　　 　　出现传媒与司法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需要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行为界限，将两者之间的冲突控制在最小限度，实现冲突的最小化和权利的最大化。 　　出于对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双重价值的考虑，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一方面尽力避免以强力限制新闻机构对司法活动的报道与评论，竭力促使新闻界产生自律性规则。另一方面，采用延期开庭以冷却媒体报道的影响、改变审判地点以缓解法官压力、对合议庭人员进行舆论隔离等做法来避免媒体报道影响司法公正，而很少通过藐视法庭罪的方式对影响司法公正的媒体进行惩罚。这对我们认识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笔者认为，对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不应放在对抗模式中认识，而应该从协调社会统治手段的角度加以理解。目前，要处理好媒体与法院的关系，在于媒体和法院各自能否定好位、把好度。 　　从媒体的立场上，既要认识到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又要重视建立媒体与司法的积极关系。媒体应加强自律，以善意、宽容的态度对待司法，而不能吹毛求疵，或凌驾于司法之上。 　　首先，媒体应加强自律，以自律来争取司法的合作。媒体要树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态度，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恪守职业道德，遵循一定的规律和秩序，对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