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走得最远文人.docVIP

余秋雨走得最远文人 　　一直被他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而他却似乎一直对媒体保持谨慎的态度。等真正有机会零距离接触，才发现他是那样的谦和平易、坦率豁达。 　　他有着多重身份，学者、作家、艺术理论家，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饱含感人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 　　问：您这些年来得了许多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奖，为什么? 　　答：最近得到的两个奖使我很惊讶。一是“2006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是由中国国情研究会、财富时报社、财经界杂志社、搜狐网、中国推选网等联合评选的。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领了这个奖，又接到通知说我被评为“十大财富领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幸好，两个评委会反复说明，评上我，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否则大家要把我误会成像其他9位亿万富翁的“财富领袖”那么有钱了。使我高兴的是这两个奖，都不是“文化界”评的。广大网友和各界评委把精神、文化当作了财富，并且从“界外”选择了我。真要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以前得到的很多奖中，我比较看重的是，三度获得了台湾的文学最高奖(蝉联两届联合报最佳书奖，一届白金作家奖)。看重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台湾对大陆的现代文学非常陌生，以为都是“伤痕文学”。 　　问：许多人把您作为偶像，您有自己的偶像吗? 　　答：有，而且很多。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新周刊”栏目要现场观众猜测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偶像，观众们基本上是猜对了，三个：李白、苏东坡、鲁迅。理由是：李白开拓了中华文化自由放达的生命力；苏东坡提供了把灾难化作快乐的审美程序；鲁迅首先解剖国民性，并找到了与广大国民沟通的文学方式。选为偶像，并不是因为他们高大地矗立在彼岸，而是因为自己在人生跋涉的长途中常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得一星灯火。我心中也有不少外国偶像，年代近一点的有罗素、爱因斯坦和萨特。 　　问：从小到大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一位?父母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主要是从两方面影响了我：一，彻底的善良和朴实。受了再大的委屈也不会疾言厉色，只会默默忍受，埋头做事；得了最大的荣誉也不会喜形于色，只会淡淡一笑，不再提起。二，无私的文化责任感。她当年从上海逃难回乡，是乡间唯一有文化的人，义务地承担起了夜夜为各家乡亲写信、读信、记帐、扫盲的重担。她说，这是有文化的人理该做的事。在我7岁那年，她又把这副重担全部交给了我。这使我一生保持着文化责任感，也使我的写作永远有“收信人”。 　　我小的时候跟着妈妈住在家乡，而爸爸则在上海工作，只有很短的探亲期，因此有点生疏。我到上海读书后爸爸工作一直很忙，一到“文革”他第一批被“打倒”，长期被关押。“文革”灾难过去后他已老了，而我则越来越忙，因此父子间沟通的机会仍然不多。但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突然产生了震撼性的感动。他的一个私人抽屉被打开了，我们发现他一直收藏着当年在关押时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大量申请书底稿，每一份都是为了家人的最低生活限度向当权者借钱，每送出一次都遭来一次批斗。但他还是一份份地送，在没有任何效果的情况下尽着一个父亲、丈夫、儿子的责任。 　　他为了每次被批斗时的应答，留下了这些底稿，而我在那么多年后才看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羞愧。我在灾难期间为了表现出与当权的造反派誓不两立的坚定态度，居然完全没有为家人的衣食去求过他们。我没有被关押，如果申请，应该比爸爸方便得多，但我却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 　　问：对您一生成就有影响的事情有哪些? 　　答：有以下6件―― 　　(1)在19岁时遇到“文革”，家破人亡，让我有机会学习如何以一个男子汉的坚毅态度来面对灾难； 　　(2)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艰难地领导教育文化的重建工作，我与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其间，懂得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必须坚持教育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事实证明是有可能的； 　　(3)“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被选拔为高校的行政领导，学习了如何为家庭和朋友之外的陌生人承担责任； 　　(4)在看似“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时候辞去正厅级的官职而回到无职无权的文人本位，体验了一个当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被权力异化，要承受多大的艰难和风险； 　　(5)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文化却被严重误读的时候，下决心通过散文形态、传媒渠道来传播中华文化的尊严和缺憾，感受到了其间无数的辛劳和麻烦； 　　(6)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问：经历了那么丰富的生命历程，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答：我历险的考察日记明确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哪里，恐怖主义的形态是什么，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又被两年后的“9?11事件”所证实，这使我产生了信心。这些年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