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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证据采集 　　信息时代，记者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被”成为信息爆炸的始作俑者之一，更要求在战火硝烟中能够全身而退。 　　经过传统媒体、网络和舆论的交互作用后，原始信息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有多广、好与坏，是信息制造者自身都无法控制的。比如，原本的善意也许会在复杂的舆论情境中被催化成负面事件；或者一篇监督报道见报后，引来网络水军的泼污大战。 　　在尊重采访对象的基础上，记者需要谨慎操作，以避免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连锁反应，比如当事人反悔、被监督者矢口否认等等。尤其在进行监督报道时，更要求记者像司法工作者恪守程序正义一样严肃对待每个采访细节，使之在合规的范围内，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保存证据，无疑是利人利己的必备良计。 　　 　　记者要有证据链意识 　　在法律上，单独的证据很难成为定罪证据。人们需要一根证据链，才可以还原事实真相。同理也适用于记者。 　　初遇一个选题，经验丰富的记者都会对事件形势有一个初步判断，但这个判断不是结论，也不是事实。只有从判断出发，逐步地寻找到各方证据形成一条证据链，将判断落实，记者才可以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 　　以笔者刚刚经历的一个小细节为例。6月初，笔者到山西长治县采访。不久前，这个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厅内高调宣布要花100亿元打造“古黎国”。一个县花100亿打造一个很多人听都没听过的古老国家？笔者带着种种疑问，辗转联系到了发布会上的一位发言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一家药企的创始人。遗憾的是，他拒绝了笔者的采访。 　　尽管发布会上没有透露这家药企与这个耗巨资打造的文化项目有任何牵连，官方消息称是与当地一家文化公司合作，但笔者凭直觉和经验认为，这家药企与这个项目绝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当事人不愿回应，这该怎么办？很简单。记者直奔当地工商局，查询了那家文化公司的档案资料。结果发现，那家药企正是文化公司的出资人。这份盖着工商局公章的资料就成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据，将这家药企与这个百亿项目的隐含关系揭示出来。 　　这只是证据链中的一小环。但事实真相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长治的采访接连受阻。在新闻发布会之后，这件事就像从来没有在当地存在过一样。炒作吗？这只是个猜测，不能直接落在纸面上变成指责。 　　笔者开始不断求证。宣传部、新闻中心、政府办、县委办、财政局……笔者走访了几乎所有有关的部门，没有一家清楚这件事。炒作的嫌疑愈加增大。但从记者的角度，向读者还原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有一说一，写亲眼所见，将这些细节变成文章的论据。当然，采访过程中，记者要做好证据留存工作。 　　作出炒作判断，还需临门一脚。笔者在采访陷入困境之时，找到了知情人，从他口中落实了这一判断。各方回应到人证、物证，至此才组成一条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打通关键环节 　　有了证据链，才可能作出判断。而在寻找论据的同时，记者应做好证据保存工作。记者不能空口无凭，乱加猜测，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在各种证据当中，录音是最常见的技术手段。笔者初入行时，每次采访都要录音，尽管记了笔记，但最后整理仍然以录音为主。时间长了，发现这种每采必录音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新闻时效性要求记者加快速度，整理录音往往耗时耗力。其次，有时录音笔放在旁边会影响采访对象的状态，对方会有些拘束、不自然，这样势必影响双方的沟通；但若偷录，一旦被对方发现，双方之间的信任感会锐减，也不利于采访，更何况这样做也不尊重采访对象。但笔者认为，如果碰到一些特殊情况，也可破例。这之间的权衡，需要记者判断。 　　一般的人物类专访或者对重要的人物采访，对人物语言的精确性要求尤其高。前者是短时间内传递大量信息，笔记很难还原原生态语言，记者在现场不一定能百分百理解采访对象的本意。后者影响力大，每一句话都要斟酌，否则容易产生纠纷。 　　笔者一个朋友，采访一位著名的工程院院士。对方很直爽，说话并无禁忌，其间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后来被放到标题里，见报当天就引起全国轰动。院士本人没什么反应，他的秘书却着急了，反过来指责记者。幸亏我这位朋友当时录音了，院士的话都是录音整理出来的。面对指责，他直接拿出录音，对方顿时哑口无言。 　　笔者认为，所谓证据并不是面面俱到。大多数与采访有关的纠纷并不会闹到上法庭的地步。面对异议，记者要能做到对关键环节的解释和验证让人信服。比如记者做一篇食品报道，你说人家的东西是假的，那就要有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才可以；比如笔者到长治采访，认为药企是“古黎国”项目的幕后操手，那就要有工商局的官方记录才可以。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记者，二则这是记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没有证据、不下判断。 　　 　　全媒体时代的证据采集 　　证据有很多类，如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以及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等。信息时代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