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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矛盾及其前景分析 　　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又被称为公民新闻学(Civic Journalism)，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是新闻界面对当时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在美国，公共新闻学曾被称为“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或“第四种新闻理论”，但由于其与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客观性相矛盾，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辉煌后，目前受到许多学界和业界方面的质疑。因此，对于公共新闻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再思考的必要。 　　 　　公共新闻学的兴起 　　 　　公共新闻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公众对于新闻媒介中的政治报道#65380;尤其是竞选报道的批评和不信任。在1988年的大选过后，美国公众普遍表达了对于竞选和新闻媒介的厌恶，参加大选的选民只有二战前的50%，而新闻媒介的竞选报道更多地只是关心政党和候选人的言行和私生活，对于最重要的事关公益的公共事务却缺乏深入性和调查性的报道。美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民主荒废的趋势，公众缺乏责任意识，在选举中也往往受到广告#65380;投票站喧嚷的扩音器和媒介事件影响，少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同时，公众社区生活的参与性也与日俱减。 　　对于媒介而言，一方面，公众这种对于民主漠视的态度会使得他们对于新闻媒体的不信任感得到增强，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新闻界和腐败的政治界是一丘之貉；另一方面，公众对于制度方面的反感也使得他们对于新闻传播内容越来越排斥，媒介因此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当中。此时，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的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罗森(Jay Rosen)提出了关于公共新闻学的主要观点。1.视人民为市民#65380;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 　　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的主编梅里特首先在其《鹰报》中引入公共新闻学的思想，《鹰报》在当地社区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以公众的真正需要来决定如何报道竞选#65380;报道什么内容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随后的几年中，陆续有地方性的报刊开始引入公共新闻学的理念和方法来重新设计地方新闻事件的报道。1994年以后，公共新闻学事业在全美范围内蓬勃发展，据麦迪逊大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在1994年～2002年间，至少有1/5的美国日报已经尝试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新闻”活动，总体上都取得了积极效果。研究结果被普遍应用于美国除了三个州之外的220个城市中，并且在此8年间，共有652项关于公共新闻学的研究项目被提交。 　　 　　公共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矛盾 　　 　　在公共新闻学的实践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局限，主要都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中小城市和社区中，而对于那些大都市如纽约#65380;华盛顿#65380;洛杉矶等都未曾有公共新闻学实践的个案。与之相对应，在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如《纽约时报》#65380;《华盛顿邮报》等都公开反对公共新闻学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因为公共新闻学强调媒体的参与性并质疑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而这些大报能取得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和声望，其根源便在于对新闻客观性的追求。 　　虽然提倡公共新闻学的有关人士没有对其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正如罗森教授所说，“公共新闻事业也就是你在从事公共新闻的过程中所有的发现之和”。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就在于公共利益和公共参与。 　　一直以来，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时候，都会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旁述，尽量使媒介主体淡化。如同巴尔扎克说的“展示而不是讲述”。但是，公共新闻学的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媒介这种刻意地淡化，使公众觉得媒介并不真正关心公益，对媒介产生了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渐渐又发展成公众对自己周围的事情也开始越来越漠视，产生了如上文所说的民主漠视的趋势。因此，罗森教授便呼吁新闻报道应该更注重公共需求和公共参与，媒介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中立的旁述者，更应该成为引导者，以主动的态度介入公共事务，吸引公众对其的关心，并保护公共利益。 　　自然，这种对于客观性一定程度上的忽视无法被那些全球性的媒体所接受。《纽约时报》的马克斯?富兰克林把公共新闻事业称为“修理新闻事业”，他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告知事实，并使其客观和公正，社会变革的任务应由改革者进行，而不是新闻业的职责”。《华盛顿邮报》的主编莱昂纳多?唐尼也认为这个被称为“公共新闻学”的东西，更多的像报纸推广部门做的事而非记者应该做的。全球性的媒体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如果强调记者的参与性就意味着被客观性努力维持着的平衡将被打破，也就必然有一方或多方的利益受损，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媒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