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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国际比较定位模式与启示 　　公民教育必然有其明确的逻辑起点或价值定位导向。历史与现实证明，公民教育的逻辑起点，在本质上应该指向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定位。权利与义务（责任）是个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属性定位；公共与私人则是个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范畴定位；公民教育是三者发生关系的媒介与确认。无论如何，公民教育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公民教育在逻辑关系上如此，历史发展的脉络与启示亦复如此。 　　 　　一、公民教育何以可比 　　 　　不同的理论取向或视角决定了不同的公民教育模式选择。在理论层面，国内许多公民教育研究者一般都倾向于采纳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分法，将当代公民教育理论概括为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模式。这种观点显然是从传统的政治哲学角度出发来看待公民教育实践的，其主要关注的是公民与政府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权限、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公民彼此之间应该如何对待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显然主要适用于传统民族―国家类型。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末期，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曾经针对公民教育作过几次较大范围的国际调查研究，其中就主要从上述逻辑关系的角度特别关注和总结了公民教育模式（理论及实践）方面的三种基本派别：一类是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公民身份或资格培训”模式；一类是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模式；还有一类则是基于社会与发展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发展模式。通观各类关于公民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成果，西方范型的特征分析较为全面与深刻，东西范型之间的比较分析以及东方声音，则明显较少。 　　当代，随着人口流动、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公民教育不可能再仅仅以传统的民族―国家模式继续存在，它必然会产生和形成许多新的模式。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超越传统的政治哲学理论主导的公民教育观，从各种新理论和新思潮如后现代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全球化理论等中，寻找和发现值得我们比较和研究的、对于公民教育实践模式与趋向具有较大影响的种种启示。 　　 　　二、国际视野中公民教育何以可教 　　 　　???格拉底在《王制》中提到，假设是为了最好的城邦，那么美德不仅可教且必须教。国际经验更加表明，作为培育公共生活品格的公民教育，在目的、对象、概念界定、内容等方面，存在可教的充分条件。公民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也正处于不断革新和发展之中。以工业革命、18世纪末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及法国大革命为标志性事件，民族和民族主义逐步获得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政治形式及意识形态概念的地位，人民逐渐享有更多的平等权。瑞森博格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代公民身份称为“第二公民”。“第二公民”时代以来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关注点，开始从注重古典的“公民”美德转向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为主体的政治、社会、法律等制度性“知识”的灌输与学习方向。 　　雅诺斯基也认为，现代公民身份代表着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的或主动的成员身份。因此，权利与义务显然成为了公民身份现代意涵的核心学习理念。政治、社会、法律与参与等维度，不仅构成了公民教育课程构建的基本原则与价值指向，更是组成了确定的和“可教的”公民教育课程的主要逻辑、内容与“知识”。 　　 　　三、六国公民教育模式比较 　　 　　政体有多少种，公民或公民教育的范型就有多少种。从英、美、德、法、日本及韩国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君主立宪制，如英国与日本；另一类为民主共和制，如美国、德国、法国与韩国。从民族―国家结构类型来看，也可分为两类：单一制（英国、法国、日本与韩国）与联邦制（美国、德国）。在政治体制与国家基本结构的基础之上，各个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确立了自己的公共教育体制及公民教育模式。公民教育体制及模式一般也是以国家教育法律的形式规定，通常是根据各国固有的教育组织原理开展实践。 　　当代公民教育权力模式或范型之间，呈现出矩阵化的变化取向与趋势，即水平与垂直权力的交集或混合，而这种混合尤以民主/多元范型为主流或强势迹象。这种发展的基本态势，实际上才代表了公民教育发展的实际现状(见表1)。 　　与上述公共教育权力变革的发展相类似的具体表现是，传统分权体制的英国、美国等国，开始出台国家层面的公民教育课程规划与政策；而传统集权体制的法国、日本与韩国等也开始了公民教育方面的分权变革。例如，当代法国着重于在共和教育的基础之上，强调人权教育的价值取向；日本则明显强化地方与学校在公民教育方面的政策权力；韩国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趋势也明显影响到了传统的国民道德教化。 　　 　　四、公民教育国际比较的启示 　　 　　东西方公民教育发展路径选择的差异，根源在于“公”“私”之间的不同分野与定位。在欧美，公民教育始终伴随着公共教育体制的发展而发展，公共领域的教育实践活动与家庭及教堂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