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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与公民人格和谐社会中人身份基础与教育诉求 　　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普遍的成员身份与法定地位，是“人的自然依赖性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合法形式”，是现代社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身份基础，沃尔泽认为，“在人类某些共同体里，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员资格。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它决定了我们与谁一起做那些选择，我们要求谁的服从并从他们身上征税，以及我们给谁分配物品和服务。”确定社会成员身份是决定其他社会安排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才能“使所有共同体成员能够基于那些确定他的成员身份的条件，尽可能好地生活，这是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所在，也是伙伴关系的原则所要求的。”公民身份有助于维系社会规则、协调社会关系、凝聚社会价值。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和依托，开展公民教育，发展公民人格，培养合格公民。 　　 　　一、公民身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身份基础 　　 　　构建公民身份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步的事情。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盼最大特征就是原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步地市场化，社会成员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重新调整容易导致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要克服转型社会的“断裂”和“失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公民身份着手来构建和谐社会。 　　公民身份牵涉到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复杂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处于发展变动之中，所以很难有一个简单、静止、古今中外一体适用的定义。佛克队为：“公民身份指该社会成员的特定地位，其内涵包括了各种权利、法律与社会责任，并坚持平等、正义与自治的价值。……唯有人们认清阻碍公民身份落实的障碍，并予以清除之后，这个身份才能产生丰富的意涵。”雅诺斯基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认为，公民身份包含着权利和义务两个维度，它是公民直接与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共和国之间发生分配、调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资格。 　　中国古代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公民身份，它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随着西方市场社会的崛起，内容??慢获得充实，从社会的一小部分团体逐步地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展。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化进程。它表现为公民身份民事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会的要素(即三种基本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发展过程。“在马歇尔看来，公民身份问题从本质上讲在于如何保证每个人被作为完整而平等的社会成员来对待。要保证这种意义上的成员资格，就必须不断增加公民权利。”就中国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就首先通过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社会权利，惠及社会上大部分成员。公民身份的另外两种权利，即私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萎缩。改革开放后，私人权利的一部分要素首先得到发育：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缔结契约和占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律体系也得到了发展。但是，社会权利却被急剧地削弱了，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无一例外地在转型期遭受了市场化的冲击。政治权利则在城乡社会的村委会和街道社区等微观层面上缓慢发展。公民身份的这种发育虽然不够均衡，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褚松燕认为；“以公民社会为依托的现代公民资格由于涵盖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从而为公民个人存在和平等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具体来讲，公民身份的保护作用和重要价值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公民身份将具有不同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社会成员整合成现代国家的成员，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普遍适用的成员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形成有效的社会预期。第二，公民身份通过政治与法律安排的形式落实主权在民原则，赋予人们设计、制定与实施社会规则的权利和参与解决利益分歧与冲突的资格。公民身份不仅能够“依据尊重他人权利的原则以及为这些权利所依赖的共同体的存续所负起的义务，来治理社会”，还“具有强大的能量，可挑战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不正义。”第三，公民身份是达成政治共识和维持统治的关键，它“可以创造出合乎正当性的强烈认同。公民身份主张所有人应彼此平等对待，所以能够消解造成社会紧张，威胁社会秩序的根源。其次，由于能够同时照顾到权利、法律与社会责任等理想，建构出所有成员荣辱与共的社会生活方式，公民身份也能以合乎正义的方式，解决资源分配与管理问题。”第四，公民身份也是公共生活交往的身份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口流动空前加剧，大大拓宽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和社会接触面，社会也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公民身份作为“陌生人社会”中“一般他者”之间交往的身份形式，使交往摆脱了亲情关系和感情关系，降低了交往成本，有助于社会成员发展交往与合作。由此可见。现代大型社会和民主国家只有在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才可能组织和谐有序、文明的公共生活。 　　构建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