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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媒寻租制度层面思考 　　近年来，传媒利用自己准政府权力进行寻租的现象愈加普遍，而发生在2008年的几起事件影响则尤其恶劣：4月，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受贿罪，对第一财经日报北京产经部原主任傅桦提起公诉；9月，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河北媒体“集体失语”；同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各路记者向矿主索要“封口费”；12月15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警方以涉嫌受贿为由，对网络报首席记者关键刑事拘留。传媒寻租现象之所以有泛滥之势，无疑与制度变革中产生的体制扭曲有关。 　　 　　寻租与传媒寻租的定义 　　 　　“寻租”（rent-seeking）概念是由安?奥?克鲁格在1974年提出的。人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性活动，另一类是有损于社会财富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属于典型的“直接的非生产性寻求利益的活动（Bhagwati,1982）”。① 　　关于寻租行??，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特点：1.寻租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2.寻租与政府的干预（如管制、特许、配额、许可证）有关。 　　“传媒寻租”是一种特殊的寻租活动。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作为传媒活动主体的传媒从业者，同时扮演着“设租者”和“寻租者”两个角色：传媒人员作为“设租者”，是指传媒组织或传媒人员利用手中的新闻传播权和话语权来索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而作为“寻租者”，则是指传媒人员借助手中媒体权力和资源，对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讨好与巴结，从而获取岗位晋升、职务提拔等政治层面的利益。 　　 　　传媒寻租的表现与方式 　　 　　众所周知，公共传播资源因为政府的管制而存在稀缺，传媒作为稀缺资源的受托使用者，手握有采编权、报道权、评论权和舆论监督权等各项权力，这就为其寻租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筹码。我们不妨根据麦克切斯内所提出的“创租（rent creation）”和“抽租（rent extraction）”的概念，②来归纳传媒的寻租类型： 　　1.创租：策划与制造新闻 　　创租是指传媒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帮助企业增加利润，企业则以广告费的方式来回报给传媒。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是传媒组织创收的主要来源。为了给广告主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传媒的采编部门不仅紧密配合广告主的营销策略，例如采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在新闻的版面、时段刊播广告主的商品广告或形象广告，还主动帮助商家策划商业新闻。更有甚者，传媒组织与广告主相勾结，或制造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新闻事件，或恶意炒作竞争对手的负面新闻。 　　2.抽租：有偿不闻 　　抽租则是指传媒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企业利益受损的要求来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来与传媒共同分享。中国的媒体基于国有属性和行政性质，通常被看作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尤其是在批评报道领域，媒体的舆论监督很容易被异化为行政监督，由此导致寻租的行为发生。例如2008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后，形形色色的媒体齐聚矿难现场，根据线索收集证据，再以“曝光”和舆论监督作为威胁，对矿方进行要挟、敲诈，索要“封口费”。③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突破了寻租的灰色底线，构成违法犯罪行为。 　　 　　传媒寻租的制度层面探由 　　 　　传媒寻租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寻租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不妨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寻租的原因。 　　1.体制转型期的“路径依赖”分析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替代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在对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提出的。它是指人们或者团体对既有路径的依靠、留恋，及其对新路径的排斥。④ 　　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是边际改革。它在保留、改革旧体制的同时，不断地引入新体制因素。⑤我国传媒组织现行的“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模式，兼容旧体制和新体制的特点，是渐进式改革的一种体现。由于旧体制存在的重重弊端是无法用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消除的，因此，制度的不完善就为寻租活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 “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环境下，传媒工作者能通过制度赋予的特殊权力，如采编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等，来换取经济利益，“路径依赖”效应由此形成。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这些传媒组织不愿意改变现存的体制，不愿意失去这种已经异化的媒介公权力所保障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要脱身而出就变得十分困难。 　　2.产权制度视野下的传媒寻租 　　在“事业体制，企业化经营”的体制下，一方面，传媒作为国有资产，其出资人为国家，国家代表人民对传媒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自负盈亏压力下的传媒作为“经济人”参与市场经济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