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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由人到神变化及其传播学启示 　　三国时代蜀汉大将关羽（161―219），数百年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耀眼的明星，他“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水淹七军”等典故可谓家喻户晓。在清代，关羽被皇封为圣人，更使他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寺庙供奉关羽的神像。 　　从三国时代一个英年早逝的将领，到后世成为一个受千万人顶礼膜拜，以致成为英勇、正义、忠诚的化身，关羽形象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其实，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唐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的关羽形象是：“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这些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印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应当是受到历史上关羽自身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仪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王朝因“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享的位置。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敕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令从把武成王庙”。虽然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仪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的官方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较大影响。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然而，随着明末罗贯中《三国演义》小说的出版和传播，关羽的形象得到了一个彻底的大转型。 　　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三国演义》却给关羽编造了著名的“降汉不降曹”的“土山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 　　随着《三国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敕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敕封。 　　《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清太宗崇德八年，清王朝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同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至清同治九年（1870），关羽已经得到多达26个字的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 　　其实，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记述关羽生平的文字总共不到1000字，其中既有对关羽“随先主（刘备）周旋，不避艰险”、“威震华夏”的肯定，也有对其“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的批评。因此，有人认为，平心而论，关羽在历史上只能算是一名普通的武将。《二十四史》中事迹相当甚或超过关羽的武将，不知凡几。在某地的关帝庙，有这样一副对联：“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公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这是对关羽生平的最中肯评价和最佳写照。以致有人说，无数喜爱关羽的读者，被罗贯中“骗”了整整400年。 　　通过对关羽由人到神的变化进行分析，我们能从传播学的角度得出不少有益的启示。 　　第一，宣传效果的好坏、宣传的目的能否达到，体现在受众是否愿意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如何。没有受众的宣传就很难达到宣传者想要的效果。因此，能让受众愿意接受、乐于接受的宣传方式至关重要。关羽形象由人到神的变化充分说明，通俗化的艺术传播形式是关羽形象得以升华的重要途径。从接受心理与接受美学上来说，通俗易懂的小说《三国演义》与各种各样的三国戏剧等艺术表现形式比枯燥难懂的《三国志》更易于让大众接受。 　　《三国志》是部优秀的史书，其中记载的诸多真实事件之所以不能在大众中产生《三国演义》那样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其表现形式不够活泼，与《三国演义》相比，《三国志》明显具有句式难懂、记述过简、叙述生硬的特点，对于古文功底明显不足的社会大众来说，看《三国志》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同时，作为一个纪传体史书，《三国志》不可避免地产生另外一个缺陷，即一个人物一生的诸多事件并不会在该人物的个人本传里面得到全面体现，读者往往需要参阅很多其他相关人物的传记，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与思想言谈。而《三国演义》却通过近乎“线型”叙事的方法，把人物及其故事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