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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研究方法异同 　　摘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研究逐渐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目前,对于重要的先秦典籍,大部分已经做过同义词和反义词的专书研究,同时,对于专书研究中,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定义、确定、分析等已经产生一些比较成熟的术语和方法。本文主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研究方法的异同。 　　关键词:同义词 反义词 研究方法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义词和反义词的研究联系紧密,研究方法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这两种词聚的研究方法有同有异,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其研究方法的差别和联系,以更好地促进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 　　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方法比较相同的方面是一些基础性的方法,主要有“义项归纳法”和“义素分析法”。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的界定中,都强调要有一个义项的相同或相反。因此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的认定中都是以词的义项(义位)为基础的,需要科学、严谨地归纳词的义项,而在典籍中的词展示的都是词的义位变体,对它们的训示一般为文意训释,文意训释不能用来作为专书同义词、反义词界定的基础。王宁先生认为随文释义中的单训,即以单词来解释另一单词的训释方式,也不能直接作为词的义项。因为一旦离开语言环境,这种形式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用甲训乙时,究竟采用的是甲的哪个义项,没有相关的标志可以显示,又没有语境可以补足,特别是当同一个义项用不同的词语做训释词时,更难归到一起。因此“义项归纳法”对于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具体来说,“义项归纳法”首先就是准确把握词的文意训释,即义位变体。其次是把义位变体归纳为义位,具体方法为苏宝荣先生在胡明扬等先生的基础上提出的,一是断层区分法,“义项在多义词的整个系统内部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义项之间又有联系,因此原则上应当在意义联系最薄弱的地方划分义项”。二是词频统计法,“在语流中反复使用的义点,是词的比较稳定的意义,应当定为义位,而在语流中偶然显现的义点,是词的临时义或语境义,一般不是独立的义位,应当归入相邻近的义位”①。 　　 20世纪40年代,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提出了义素分析的设想,但没有引起语言学界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60年代,卡茨和福德将义素分析的方法用来为生成转换语法提供语义特征,才受到现代语义学界的重视。而我国语言学界只是到了80年代才广泛使用这种方法,但还是局限于现代词汇学的研究,古汉语中真正的运用极少,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当然,在我国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的发展历程中,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字书、字典及注疏等的留存为我们进行义素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同义词,刘叔新先生认为义素分析法“对于能以某种可靠的客观形式区分开词语间的同义现象和近义现象并进而确定同义单位来说,很有帮助”②。具体到同义词的分析,就是要在确定词群(或者说是语义场)的基础上,以义位为单位,先找出词与词之间共同的义素,作为“同”的基础,然后分析出其间有差异的义素,用图表等直观的形式描写出来,让人们了解其间的语义关系。 　　 对于反义词,蒋绍愚先生认为义素分析法也可以用来确定两个词之间的反义关系,他说:“由此可知,从义素分析的角度来看,A、B两个词如果中心义素和一部分限定义素都相同,只有一个义素不相同,而A、B两个词不同的义素,或是互补,或是极性对立,或是反向,那么A、B两词是反义词,否则就不是。”③与此同时,蒋先生还举了些例证用以说明“义素分析法”认定两个词之间反义关系的可操作性,如“‘抑’――‘扬’,一为举之向下,一为举之向上,上和下反义,所以这两个词是反义词。‘毁’――‘誉’,一是言其恶,一是言其善,善和恶反义,所以这两个词是反义词。‘君子’――‘小人’,一为道德高尚,一为道德卑下。‘冬’――‘夏’,一是冷的季节,一是热的季节。所以它们也都是反义词。而且,这些词人们也常常是作为相反的两项对比着使用的”④。 　　 “义素分析法”对于确定词的同义、反义关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方法也存在局限性,一是主观性太强,不易操作,刘叔新先生指出:“义素分析法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人们对事物对象的认识,让人们看到事物对象的抽象轮廓。但是抽象就算不上真实的具体形式。这种方法只能展现意义的构成,可以一般地从意义本身来提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情形,却不能直接地、往往不能确切地表明事物反映在意义中的外延。更为不足的是,义素分析法完全建立在个人对词义的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不是验证式的,因此它不能给检验提供客观的、形式的标志。”⑤二是缺乏普遍性。就目前学者们使用“义素分析法”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经常列举的例子主要限于部分容易操作的词语。“义素分析法并不适用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