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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案一个谣言传播非主流范式 　　摘要:1768年春天至深秋的几个月中,几乎整个中华大地都被一个叫做“叫魂”的谣言所笼罩。为了找到事件的幕后黑手,官方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除妖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魂”案。“叫魂”案的发生,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谣言传播的非主流范式。 　　关键词:“叫魂” 谣言 传播 　　 　　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博士曾经满怀激情地谈到信息传播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它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延伸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信息渠道。”① 　　18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泰民安的康乾盛世时期。然而,一个从浙江德清县传出的有关“叫魂”妖术的传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在整个帝国内传播,并且还不时触动着民族问题这根敏感的神经,最终几乎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透过这场危机,无疑让我们对所谓的“谣言”传播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谣言不胫而走 　　谣言的产生,似乎总是从天而降,然后开始繁殖、流传,而且很快就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1768年初,浙江德清县县城东面城墙的水门坍塌,当地的县令雇用了一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他的施工队来修缮城墙。工程开工两个月之后,作为工头的吴石匠发现大米的储备无法支撑到工程结束,便赶到距离德清县30多里的自己的老家――仁和县去采购大米。吴东明刚回到家中,一个叫沈士良的当地人就来求他帮忙。沈士良诉苦说,自己多年来饱受两个侄子的虐待之苦而无计可施,后来有人指点他说可以借助法术的力量来报复他们。那个人告诉他,有的石匠会在干活时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借助大锤撞击木桩带来神秘的力量诅咒那些被写下名字的人(民间称之为“叫魂”),结果是那些人不是生病,就是死去。这次沈士良来找吴东明,目的就是想问他有没有这样的法术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吴东明听完之后大惊失色,他虽然不懂沈士良所说的那种妖术,但他深知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石匠的确拥有诅咒他人的魔力,自己一旦和“叫魂???这样的麻烦事纠缠在一起,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吴东明立即找来了当地的保正,他们将沈士良扭送到了德清县县衙,德清县令经过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然后将其开释。 　　吴东明虽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并被免予处罚,但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却发生了,人们纷纷传言在德清县修桥的过程中有人从事了“叫魂”勾当,继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以“叫魂”为核心内容的谣言却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在浙江各地流传开来。 　　一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离开家乡准备到杭州城谋生。1768年4月3日晚,当计兆美来到西湖边的静慈寺时,他的口音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有人质问他是不是为了德清造桥的事到杭州叫魂来了。计兆美坚决否认自己是来叫魂的,在遭受一顿暴打之后,他被扭送到了当地保正家中。保正恐吓他说,再不说实话就要严刑拷打。最后,伤痕累累的计兆美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说自己确实是来叫魂的,并且已经用两张纸符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编出来的)。最后,计兆美被移交到了钱塘县衙。不过,由于在审理的过程中计兆美的供述破绽百出,县官发现所谓叫魂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最终将他释放。 　　在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游方僧人巨成、乞丐丘永年、净庄和尚等人又在不同的地方被卷入到了所谓“叫魂”事件中,事件的发生地也从开始的主要集中在浙江一省开始向江苏、山东、安徽等省扩散开来。虽然这些案件后来证明都不过是捕风捉影,但大众的恐慌心理却以爆炸般的速度向全国范围内蔓延,普通老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丧失殆尽。 　　随着此类案件不断增加,有关“叫魂”的谣言也逐渐脱离了其最初发生的背景地――德清县,而且经过人们不断地演绎,开始有了比较独立的故事模式。这类故事的共性元素主要包括:人们普遍相信,在一定条件下人的魂魄可以与躯体相分离;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另一人的魂魄,就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取特定利益;掌握别人的灵魂是通过施展法术(“叫魂”)来实现的,施展法术的方法包括对受害者身上的实物(通常是被剪下的辫子)念咒或将受害者的名字写在纸上埋入地下,然后念诵受害者的名字;被叫魂的人很快就会得病或死去。 　　谣言传播进程的每个阶段似乎都充满了不可控性,“叫魂”故事中重复出现的“辫子”元素引起了统治当局新的、更大的恐慌。 　　辫子:政治隐喻与禁忌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保证该社会人们的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如果它不能,就意味着其统治权力的弱化乃至丧失。大范围传播的“叫魂”谣言引起的社会混乱最终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在一份1768年7月发给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督抚要员的上谕中他写道: 　　“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