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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识读理念实践 　　台湾媒体乱象 　　 　　台湾自从报禁解除，有线电视频道开放，传播环境就面临着惨烈竞争，媒体的表现愈来愈受到社会大众质疑，民众对媒体的批评包括：众声喧嚣、吵闹、真相模糊：强化对立与冲突、偏好耸动新闻；社会新闻比重过高；缺乏深度与内涵；太注重负面、八卦报道；倾向有闻必录，查证不足；太强调本土，缺乏国际视野；缺乏文化、教育和小区新闻；推波助澜一些扭曲的社会现象。 　　从上述情况来看，台湾媒体报道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世俗化倾向，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多元文化的呈现，也造成了台湾媒体文化的沦丧。 　　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媒体产品往往只是一种为了获取最大利益的商品，一旦利润受到其他文本生产的威胁时，产品诉求的改变势将无可避免。文化的生产牵涉到文化生产者、生产组织、国家与跨国资本的互动关系所导致的产业的所有权集中程度，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所有权的集中程度将影响文化产制与媒介内容的表现，除了会限制生产者与所有者的多元程度，也容易影响信息的传递与流动。 　　由此可见，以利润为导向的文化流动不一定带来文化的多元。台湾自从媒体朝向自由化的解禁发展后，媒体集中度越来越高，少数集团已垄断媒体产业，经营者考虑的是如何获利，而非多元意见与文化的形成。而台湾媒体素养的理念和实践，也从1993年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学者吴翠珍发表《解“毒”电视?解读电视――谈媒体教育中的电视识读》一文开始，逐渐从抱怨媒体乱象的单向性活动。迈向更扎实、更全面的媒体教育与媒体素养的推动。 　　 　　媒体识读及其重要议题 　　 　　定义及内容。媒介素养教育是近几十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教学科目。现在，关于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尚没有统一的定义，台湾《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解释为：要造就民主社会中，对无所不在的信息具有主体意志、独立思考的人。这种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人的两种能力：释放和赋权。 　　“释放”指的是个人在心智上能够穿透媒体所建构的迷障，不被媒体所左右??更能进行社会参与，使用媒体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促进公民民主素养。 　　“赋权”指的是个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体及其内容，进而透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体改善内容，乃至培养公民产制创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讯息，共同建构小区品位。从而提高社会的文化质量。 　　媒体识读教育的目标。媒介素养研究是一个应用性的研究领域，目的是让公民能够就媒体分门别类，检验媒体的制作过程，分析媒体产品，进而亲自参与媒介信息的生产。 　　首先，培养“批判的自主性”。作为一种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终身教育。媒介素养教育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一味从老师那里获得对媒介的认知和理解，而是重在提高人们学习和批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反省所接收的信息与自身的关系，展开接受或拒绝的行动。英国著名的媒介素养教育专家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在《媒介教育》中也提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首要目标“不仅仅是批判的意识和理解，而是批判的自主性”。 　　其次，参与媒介生产实现文化多元。媒介素养教育学者戴维?帕金翰(David Buekingham)在他的著作《媒介教育》中提到了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四个关键概念，第一个就是制作。文化生产的权力并不只属于特定文化工作者，而应该在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上，因为社会中的文化成员除了有着共同的生命经验，同时也是特殊的文化个体，因此媒体识读鼓励社会大众积极参与讯息的产制和传送，以达到培育社会多元化的目标。 　　 　　台湾媒体识读教育的努力 　　 　　正是在台湾畸形的媒体生态背景下，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界把媒体改造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也作为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台湾在推动媒体素养教育时。是采用一种社会运动模式”。在台湾，学界、教育界、新闻界、政府相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为媒体识读提供了一种动力。 　　政府及公共媒体。台湾《有线电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有线电视系统免费提供之公益性、艺文性、社教性等节目使用之频道，应以服务当地(小区)民众、满足地(小区)正当需求为宗旨”。 　　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台湾学者根据台湾《广播电视法》第四条“广播、电视事业使用之电波频率，为‘国家’所有”――认为，“该法条说明电波为全民所有，属于公共财产，不管商营或公共媒体，皆须贯彻媒体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因而，“媒体从业者作为促成媒体教育实践的一环，应提供设备、资源与人才，积极参与媒体素养教育”。台湾公视频道也在2005年打造出台了《节目制播准则》，期盼推动台湾媒体的优质发展。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为全民服务，这是台湾媒体素养学界在理论上始终强调的一点。 　　学界和教育界。台湾的学者们除了著书立说外，也开设传媒教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