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轮回从《扶桑》到《寄居者》.docVIP

后殖民语境轮回从《扶桑》到《寄居者》 　　 　　摘要：在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异质文化之间的冲撞和融合往往成为故事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审视构成异质文化的不同文化样态时，后殖民语境往往会跃入视野：在一种强势文化和一种弱势文化的对抗中，弱势的一方往往染上了奇异的色彩，换言之，它被妖魔化了。本文意在通过《扶桑》和《寄居者》两部作品，揭示严歌苓创作中的后殖民特征。 　　关键词：后殖民；《扶桑》；《寄居者》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13-02 　　严歌苓自旅美以后，其很多作品均充满着异国情调，充斥着异质文化之间的对抗或者融合色彩。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严歌苓生活坏境的改变有着莫大的关系。不同文化区域的身份想象构成了一个时而熟悉时而陌生的话语机制，而在《扶桑》的开端，我们便可瞥见一种异样的目光在审视着异样的文化： 　　“这就是你……这样就给我看清了你的整个脸蛋。没关系，你的嫌宽嫌短的脸形只会给人看成东方情调。你的每一个缺陷在你那时代的猎奇者眼里都是一个特色。” 　　严歌苓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常用第二人称去称呼即将出场或者已经出场的主人公。用“你”字称呼主人公，一下子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而文字也因之而变得细腻，如烟花般飘忽不定，小说的异域情调就这样被奠定了。而“东方情调”、“猎奇者”这样的提示性语词进一步暗示读者：故事发生的地点肯定不是主人公所熟悉的地点，因为主人公以出场，就成为了某种“情调”，成为了被“猎奇”的对象。 　　果然，这种较模糊的背景在下文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不要急着展现你的脚，我知道它们不足三寸……靠展览她的三寸金莲挣生计……他们从那脚的腐臭与退化中，从那盘根错节的繁杂秩序中读出‘东方’！……圣弗朗西斯科那条六尺宽的唐人巷里，某个笼格般的窗内站着个不小巧的女子，就是你。” 　　在描述主人公扶桑时，作者让一位无名但同样来自东方的女性充当了衬托者的角色。这个无名女人靠展览三寸金莲生活下去，而外国人则在那腐臭与退化的小脚上读出了“东方”。显???，这种情景设置使得强势文化暂时性地实现了话语霸权。原因在于，在这种文本构筑过程中，作家无意识地加入了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展览者成为“腐臭与退化”的对立面，成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而展览者究竟是谁呢？当然是与“东方”对立的西方。既然作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掌握着话语霸权，那么它必然也决定着它所审视的对象的身份特质。而在《扶桑》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扶桑的身份就被这样的话语描述着： 　　“‘那个著名的，或说是臭名昭著的华裔娼妓扶桑盛装出场时，引起几位绅士动容而不禁为其脱帽。被视为奇物的这位华裔妓女最终经核实，她的身体与器官并非特异，与她的百种同行大同小异。’” 　　妓女扶桑之所以被强调出来，无非是因为一个原因：华裔身份。正是因为这一身份，西方话语将她与她的“白人同行”区分开去，加以比较。虽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同小异”，但扶桑的身份还是被特殊化了，而这种特殊化产生的根源来源于文化：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在这种想象视野里，东方是以阴暗的、沉默的姿态出现的，东方是“神秘的、深奥的、含蓄的”，有关它的一切在西方人看来都是那样的新鲜――值得重点注意的是，这种新鲜是建立在文化优越感之上的一种新鲜。 　　不管这一创作图式是出于无意识还是出于一种洞见，总而言之，它在文本中出现了。严歌苓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在非暴力的场合，在不见硝烟的场合，人们依旧感受到殖民者的强权，感受到话语塑形的力量。这种权力是“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其运作……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的恐怖权力，它所产生的话语力量和文字一起，在若干年以后在《寄居者》中再次轮回。 　　相较《扶桑》而言，于2009年面世的《寄居者》则属于较新的作品。然而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寄居者》所描述的文化形态和《扶桑》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书如其名，《寄居者》不仅描写中国人，而且描写欧洲人和美洲人，而这些不同人群所拥有的一个共态即是：寄居。显而易见的是，寄居主题与身份认同往往有着重大关联。而关于身份认同和身份想象，主要包含两方面涵义：一是某一个体或者族群据以确认自己在具体社会区域里的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和尺度；一是某一个体或者族群确认自己的文化归属和文化身份。从《寄居者》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解读小说主题的最主要渠道之一。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碰撞从一开始也反映出来了：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嫩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三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沿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