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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报道中国坚韧和大爱 　　5月12日，在珠峰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拉萨，还沉浸在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成功的喜悦中，大地震发生了。北京、台湾、日本都有震感!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比32年前唐山大地震更大的一次灾难，而前方灾情不明!情况不明的时候是最需要记者的时候!我得去现场!我知道高原下撤以后的第一原则是休息，我也很想家，想不满两岁的儿子。但是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的天性。经批准，5月13日，我挤上了震后拉萨飞往成都的第一班飞机。 　　帮助外面的人搞清灾区的情况是这个时候记者的第一责任。太多太多灾区的情况，抢险救灾的人要知道，受灾的群众要知道，党中央要知道。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从未有过的沉重。到达四川的当天下午，我们报道组立即动身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北川。 　　交通断了，通信断了，余震不断。尽管做了心理准备，灾难还是击碎了我的想象。要快，要让外面尽快了解灾区的情况。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雨中发回了在灾区的第一条报道。 　　路，是生命线，也是抢险救灾的关键。奔向震中的途中我不停地问自己：灾区的路到底怎么了?通向震中汶川的路为什么还不能打通?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镜头对准这条路，去引导人们的视线。 　　5月14日，我沿着汶川方向，奔向213国道，踏进了打通道路的现场。观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几乎半座山塌下来，路不见了。而这条路原本只有七八米宽，一边在塌方，一边是临着岷江的悬崖。工作人员上得去，但是不能展开工作。这条报道，也许不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它把大家的疑问解开了，责难不见了，人们焦急的心情也冷静下来，开始积极地帮着出主意，怎样才能使修路的进度快一些。 　　在灾区的人民还处在惊恐与悲伤中的时候，特别需要鼓起勇气，在废墟上没有比活着把人救出来更让人振奋的了。5月14日，都江堰的幸福小区发现了一个幸存者，救援者开始与死神搏斗。我想虽然压在废墟下的人我们连姓名都不知道，但电视机前有无数的人关心着她注视着她。我想让他们看到：坚持，奋斗，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重生!我向现场的领导建议直播救援过程。那天晚上，我知道???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他们的心通过我们的直播与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那一片废墟有三层楼高，里面充满了空洞和尖利的钢筋，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整个直播过程中，我被指定站在一个巴掌大的位置，只能说不能动。四川台的摄像张业伟在黑暗中的拍摄一刻也不能停止，他要紧盯着寻像机里的画面，余光还要观察周围的情况，根本顾不上脚底下。在起吊一块水泥板时，我们脚下的断梁被拉动了，原本安全的地方变得很危险。但消防官兵继续救人，我们也继续报道，没有人离开。战士们紧张有序又小心翼翼，我们的镜头尽量地靠近跟随。几个小时后，受困者终于被抬出来了，她活着!现场一片欢呼声，我的耳机里也传来北京演播室里的欢呼声。我知道，电视机前守候的人们也会欢呼。我在现场用最大的力气喊着：“这欢呼是对生命的礼赞!”外面的人不抛弃，里面的人不放弃!救人的是英雄，被救的同样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一线记者要传递的精神――以人为本。 　　5月15日，我们跟着部队徒步奔向震中，因为有两件事情要让观众搞明白：第一，震中的乡亲们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最需要什么?第二，进去救援的战士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怎么解决这些困难? 　　行进的路，有时候我觉得比在珠峰还难。那不是一条安静地等你踏上去的路，不断的余震、松软的塌方层、滚落的石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滚石区，我们刚通过不久就再次塌方，半个山体扑下来，覆盖了我们经过的道路。我们没停下脚步，边走边拍。 　　经过不停顿的9个小时，我们紧随部队到达漩口镇，那已经是5月16日的凌晨1点。紧张、饥饿、劳累，我真的想躺下什么也不做，但一想到那么多人在等着里面的消息，我们便立即投入采访工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几根从废墟里捡来的木头蒙上一块塑料布就是帐篷了，外面整整齐齐放着三块牌子：漩口镇党委、漩口镇人大、漩口镇政府。旁边，战士们已经展开了救援，当地的乡亲们给部队送来了他们仅有的蔬菜。那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定格了，那画面让我震撼：灾难降临了，但我们有党在、有政府在、有人民军队在，老百姓就有信心在!于是，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我要用这个画面把这样的信心传递给全世界。 　　5月17日，我们进入汶川亟待救援的“孤岛”耿达乡。面对满目疮痍，无论谁到现场都会有一种揪心的痛。可当问到受灾群众缺什么，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有一位受灾的群众对我说：“给我们送点玉米种子来吧，赶着现在种下去，秋天我们就有吃的了。”那不是一句当时就会让人热泪盈眶的话，却让我心里反复回味。这就是我们最质朴的乡亲，遭受了那么大的灾害，失去了那么多亲人，但他们想要的却是种子!种子不就是希望吗?这就是我们那么多人奔赴灾区的原因啊!我就是要把这希望的声音传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