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绅士梦想破灭.docVIP

周作人绅士梦想破灭 　　周作人的绅士梦想与鲁迅的友爱帮助 　　周氏兄弟是成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四”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历史的发展注定他们必然要扮演“中间人物角色”。他们站在了新旧社会的交界处，既背叛了旧传统，又未彻底地割断与旧传统的联系；既对现代文明表现出殷切的期待，又不属于新的时代。他们出生于同一家庭，有着同样的教育经历。面对大家庭的败落，鲁迅别无选择地自觉担当，他成为周作人生命意识里的引路人。周作人习惯依赖，降低了随机应变的生活能力。鲁迅以自我牺牲守护着大家庭的利益，而周作人却渴望从异域文化中寻求个性解放之路。也许正是这种要求，成为周作人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初动力，并且也或隐或显地决定着他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吸收方向，周作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周作人曾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阅读《天演论》等著作获得的新认识“明明有我，且明明世界上占有一我之地位”，“一切权我自主，别人不得干涉”。在西方思潮启迪下，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在日求学期间，他同鲁迅一起以巨大的热情译介“具有革命热情与爱国热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另一方面，又通过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文化人类学家?来则的学说，无限崇拜英国自由主义文化传统，渴望求得个人小天地的“生活之艺术”。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引导督促周作人一度成为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急先锋，倡导“人的文学”，反对压抑人性发展的“非人的文学”①，但周作人习惯于享受生活的个人主义取向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邂逅，以自我意志为中心，更强调个体需要，把个性的自由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纯粹的“人”的独立性，追求个人绝对自由与平等，着重个人享乐，国家、民族意识、人民观念相对淡薄。在他的作品中多次申述：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② 　　“今年的冬天特别的多雨……在这样的时候，常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③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说来，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好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④?摇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⑤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夜间睡在船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的船只的招呼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⑥ 　　向培良先生评价：“他的态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纯正的绅士风，舒服地享乐着自己的小环境，在那里寻找自己的趣味，处处以自己做主，并不是从自己出发而归于人类，却是把一切拿来适合自己。”⑦ 　　“周作人是一个绝对个人主义者，所以反抗一切权威，他不如乃兄积极勇敢，他总是带着恬淡避世的态度，他熏染着名士习气，忠实地做了资产阶级的说教者。”⑧这是贺凯先生对周作人的认识。 　　张中行先生的批评更直截了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就是义不食周粟。”⑨ 　　鲁迅虽在青少年时代，面对大家庭的败落，他别无选择地自觉担当。作为长兄，他对周作人的关心与爱护，不单单是显示出血缘亲情的珍贵，而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履行长兄代父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以帮助周作人成名成家。许寿裳常常举出两件事来证明鲁迅对周作人的友爱。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后，经济拮据，鲁迅就牺牲了自己在国外研究文艺著译出版的计划回国谋职，挣钱资助周作人。在杭州教书一事，还是许寿裳帮忙引荐的。这是许寿裳所说的“以利让弟”。他又“以名让弟”，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记》是他多年辑录的，印行时却署周作人的名字，他的《古小说钩沉》原也想以周作人的名字刊行，因无出版资金而止。鲁迅与周作人同在日本求学，生活工作许多对外事务也完全由鲁迅代办。周作人回忆“我学日语已经好几年了，但一直总是没有好好的学习，原因一半是因为懒惰，一半也有别的原因，我始终同鲁迅住在一处，有什么对外需要，都由他代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⑩。以上事实，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都有说明。鲁迅最大限度地给周作人以强有力的支持，帮助周作人圆着他的绅士梦想，但这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周作人的生活能力。 　　在绍兴老家，母亲掌管大家庭经济大权，鲁迅自觉维护并义不容辞担当着责任，母亲在鲁迅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周作人习惯于服从，享受着生活幸福。在北京八道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