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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传播视域下电视灾难报道 　　摘要:在汶川地震中,电视媒体以其优异表现显示了突发事件中电视传播能力的提高。本文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出发,从宏观语境、中观生态和微观运作等几个层面探讨了电视灾难报道中的和谐传播生态内在动因和现实表现。本文认为,电视媒体在汶川地震中以“和谐”对公众、国家、社会负责,以“和谐”面对市场竞争,以“和谐”规约自身存在和发展,实现了其“和谐传播”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和谐传播 媒介生态 电视灾难报道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两年了,灾难所带来的喧嚣、惊慌、混乱和悲痛感在慢慢地沉静,然而对于灾难报道的理性思考却不应停止。回望汶川地震中媒体的现实表现,我们发现,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在充满冲突和对立的事件报道中凸显了和谐传播生态,创造了电视灾难报道的里程碑式的报道典范。本文拟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出发,以汶川地震中的电视报道为分析个案,从宏观语境、中观生态和微观运作等层面探讨电视灾难报道多元和谐的构成语境和现实表现。 　　电视灾难报道的和谐语境:公众、政府与媒体间的和谐互动 　　所谓和谐传播,是指某一特定时代中传播媒介和与之产生密切联系的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以及媒介之间、媒介的各构成要素之间协调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和状态,其立论基点是传播在社会中的和谐,是公众、政府与媒体共生共存的和谐。 　　大众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事业的现状与希望今后促成的变革的责任应由三方面(政府、媒体、大众)来共同承担。单单是政府、媒体或是大众,是无法完成这一项使命的;同样地,三方面之中也不能有一方面对之有所诿卸。”①因此,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只有保证公众、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动态平衡,才不至于破坏全社会的整体平衡。② 　　在这种权利――权力体系派生的次级权力生态系统中,媒体作为双方的信托者的角色保障了这一系统的内在力量的利益诉求。它一方面作为政府的“耳目喉舌”存在,另一方面又在公众的授权下为维护其“公共利益”进行“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并将这种“责任”转化为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公众是其中的终极目标与价值???宿,它以谋求公共利益为旨归,将公共权利授权于立法、司法、行政所集成的公权力。而公权力作为公共利益的管理者对公众负责,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是公众对“公共利益”的需求在政治文明建设层面上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权力对媒体具有控制与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或通过行政、法律手段表现出来,或通过信息控制手段表现出来。在这种控制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传播不是说话,而是使人说话;信息不是知晓,而是使人得知。助动词‘使’表明这其中涉及一种操作,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因此,在政治场域与传播场域的关系格局中,政府是相对主动的,作为媒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其传播话语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的民主开放程度,如果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空间,电视在灾难报道中的话语权就无法真正实现。2008年5月1日,作为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将“公开”明确为政府部门的“法定义务”,“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有了制度保障,这一根本转折显示了我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努力和追求。在实践层面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发挥了巨大的昭示作用,汶川地震中电视报道所呈现出的及时性、透明性和人文性与政府宣扬的政治文明、民主开放的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媒介话语也在表现社会事件的过程中,建构了民主化的意识形态。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体现在制度化建设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发展为媒体和公众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话语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危机事件发生后电视只是不加选择地追随受众需求,受众的恐慌状况就可能被其报道放大,也会形成不和谐的传播状态。这就要求媒体在尊重受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协调社会”的功能,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编排组合,有意识地帮助政府传递稳定社会的信息,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和社会支持,引导受众不断调整面对危机的心态,从恐慌走向稳定,使社会状态逐步从突发走向常态。如汶川地震报道中,对于一些只会加剧恐慌而无助于抗震救灾的“谣言”,如成都 “水源污染”传言导致的“哄抢水”事件,媒体采取了理性、节制的报道方式,成都电视台一方面迅速实地采访化工厂、自来水厂,另一方面直播政府辟谣的新闻发布会,并积极配合推动加大水压、恢复供水,及时稳定了公众情绪。 　　电视灾难传播的和谐生态:媒介系统间的和谐共振 　　和谐传播另一个重要表征是构成媒介系统中不同介质的媒体之间和而不同的媒介生态和谐。 　　在当今数字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下,过去那种由某个单一媒体实行“全程传播”的模式正在逐渐走向衰弱,一个传播目标的实现过程将共同由不同的媒介完成,而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