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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南大地踏访陶铸和农民真情故事 　　在陶铸诞辰100周年的特殊的日子里，我作为一个已离休的老新闻工作者，有幸踏访岭南大地，让我万分惊异的是我接触到的农民，竟然仍旧在怀念着陶铸同志。 　　在岭南大地上，在农民的心中，我再次看到了陶铸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鸭湖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干部 　　 　　广州北部花都区鸭湖村。1963年，陶铸曾在这里蹲点搞“四清”。 　　“陶书记是1963年6月3日进的村。”40多年过去了，张文渠老人仍记得这么清楚，“陶书记的音容笑貌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直到今天都很想念他。”鸭湖70岁左右的老人们都记得，工作队进村时，在队员们当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同志，50多岁样子，身着一件老头衫，花白的头发理成一个小平头，非常的朴素。我又问当年的大队干部如今已是81岁高龄的张满华：“当时你看他像一个大官吗?”老人微笑着说：“他跟我们一样，没有架子。”“你们怕他吗?”我又问，那位70岁的农民张文渠说：“不怕，我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官，但他非常和蔼可亲!” 　　1963年到鸭湖，陶铸带来的是一部“真经”。“真经”的创作者是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日新公社深山沟里两个村的农民。那里实行的是土地分散经营和生产责任制，不存在“大呼隆”，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照样有吃有穿。1962年盛夏，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钻进深山，访问了两个山村的农民，取到了在人民公社条件下建立生产责任制这部真经。两位书记的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很高评价。虽然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份报告没有了下文，但陶铸依然坚持念农民教给他的真经，一心一意想让农民富裕起来。 　　陶铸进村，正赶上大旱情。他知道珠江三角洲河汊密如蛛网，不是旱情特大不会缺水。他带领大家来到珠江的一条支流边，确定了排灌站的位置，又派人从广州市内买来排灌设备。稻田有了水，长得格外好。陶铸十分高兴，摸着当时担任排灌工作的下乡知青张文渠的头说：“小鬼、干的不错么!”水稻长势好，陶铸指示按生产责任制的要求，由农户承包稻田管理，以保证产量。当年鸭湖田野上充满了丰收的欢乐气氛，??到今天，年年如此。 　　我被领到那条珠江支流昔日的一个渡口旁，听人们深情地讲述往事。小河对面是炭步镇，当年农民过河到镇上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里乘船，陶铸当然也不例外。他在乘坐渡船中听到农民反映，单程一次收费两分钱，贵了。他同当时公社的干部商量，建议减到一分钱。从长远看，要在河上架一座桥。我请教张文渠老人，“一分钱在当初为什么这样重要?”他告诉我：“那年月，我那个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有6毛到8毛钱，我们到镇上的花县二中读高中，早午晚乘船4次要8分钱，一年下来，多大一个数目!”于是，当时读高中的鸭湖青年们，每天都一只手举着衣服和书本，踩水几次渡河，为的是省下那笔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少的渡船费。 　　 人们要我看，在摆渡口左侧不到百米的地方，一座拱形桥已经建立起来。那是根据陶铸的指示，社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桥修起来了，摆渡也就消失了。 　　老人们让我看田间穿插着的大小鱼塘，鱼塘边上都搭着一半架在水面上的鸭棚。看到这种场景，我明白了这个村庄称为“鸭湖”的原因，我也明白了陶铸倡导多年的“多种经营”的致富之路，让“鸭湖”同时成为了鱼塘。鸭棚里铺的是稀疏的竹条，鸭子的粪便可以没有阻拦的排入水中，成为浮游生物的上等饲料，那浮游生物同时成为鱼儿的美食。这样的鱼塘和鸭湖，有了“多种经营”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早已发展到了大大小小的一百几十个，水面达到1300亩，跟稻田的面积不相上下，成为鸭湖农民致富的一条主渠道。 　　现已70岁的张文渠，当年与陶铸有一段很深的交往。在中学时代，他是花县二中学生里唯一的党员，学生会主席。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毕业回到故乡，就在排灌站工作，他受到了来排灌站检查工作的陶铸的热情鼓励。不久，他参加了陶铸召集的知识青年座谈会。一走进大队部，只见桌上摆了好几盘荔枝，而且是他们从没吃过的挂绿荔枝，心中好兴奋。陶铸热情地招呼年轻人吃荔枝，说是他请客，一下子就驱走了大家的紧张感。省委书记说：“人的一生就是从四条腿，到两条腿，再到三条腿，最后被四个人八条腿抬到后山上埋掉了事，所以人生是很短暂的。人活一世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你们青年有文化、有知识，农民需要你们，在农村大有作为，你们完全可以在农村成就一番事业。”这些话牢牢地印在了他们脑海当中。于是这位年轻党员在故乡的沃土上扎下根来，为建设新农村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故乡的土地。他时刻怀念陶铸，他把陶铸看做是自己的引路人，是自己的长辈和亲人。 　　 　　“将军一去，大树不飘零” 　　 　　在鸭湖蹲点的第二年，陶铸又到花县花山公社新和大队蹲点。今天这里已经更名为花都区花山镇新和村。让我十分感动的是，在新和，我仍然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