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现代公民“五四”学者国民形象诉求.docVIP

培养现代公民“五四”学者国民形象诉求 　　发生在90年前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文明意识、思维方式乃至行为习惯，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具有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正当性，一方面又把培养现代公民作为努力的方向，开启了对中华民族崭新国民形象的诉求。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1]。可以说，文化的实质在于人化，文化的功能在于化人。在此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就在于呼唤“新人”的出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中。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明辨是非的“六义”[2]：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既是向消极、保守、退缩、封闭、陈腐的封建意识发起挑战，也是告别臣民与私民的宣言，更是向一种“新人”形象――现代公民――发出深沉的呼唤。 　　其实，如果把时间稍稍上溯，这一对现代公民的呼唤和培养在严复和梁启超那里就已经有了开端。 　　 　　与中国封建社会着眼于培养“明人伦”的士大夫不同，严复在《原强》一文中首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亡图强主张。他认为西方“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屈私以为公”的民主制度是其得以富强的根本原因，而这又是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的。严复把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有专制而无自由，基于此，他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深刻命题，并把实现自由寄希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此，他认为必须把教育放到重中之重的地位，“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3]，由此吹响了培养公民的号角。在历史观上，严复持一种积极有为的进化论观点，这就同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论有了根本差别，从而为一种“新人”――公民――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严复的意义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即，主要不是由于缺少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等器物，而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和民族精神的沉寂，为了扭转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具有自由、独立意识的人，进而变革社会制度和唤醒民族精神。质言之，只有打破依附与奴性，公民才能真正诞生，而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有可能实现。 　　作为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入中国的启蒙大师，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时颇为踌躇。由于“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所以“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严复担心“自由”会被国人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4]所以煞费苦心地把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从而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是生而自由的，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标。应该说，这个中文书名准确地提炼了自由主义的精髓，那就是分清公私权域：公域讲权力，私域言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 　　严复认为民权就是使权利“必在我，无在彼”。他明确指出：“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5]同时，他看到了保障民权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6]严复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民权与民主的运作决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仁心，而必须以制度的建设防止权力的滥用，使统治者“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从而在根本上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另外一位启蒙大师梁启超，则在他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章中深刻揭示了现代公民的内涵。他一方面大力批判专制，指出专制对于人之尊严的伤害，“专制久而民性漓也”[7]，“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8]。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权利之于个体和族群的重要性：“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9]梁启超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进而指出“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10]。这里不但指出了权利、平等的价值所在，还深刻地指出了教育的天职――养成权利思想，生成权利意识。也就是说，教育必须要使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