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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中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通常是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对女性在人格尊严、权利分配、角色评价及发展机会等方面的不公正态度和限制性行为。当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表现在个体的偏见和行为上，也表现在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特殊规范和限制上，还表现在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定型化虚拟塑造和对女性价值权利的漠视及性别观念导向的错误。 　　本文试图从性别视角，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即在承认男女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对男女具有同样的人格、同样的尊严、均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的认识）对大众传媒中性别歧视的一些表现及其危害作些分析。 　　一、大众传媒中最常见的性别歧视表现在电视广告中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认同和电视剧中对女性形象的模式化虚拟塑造。妇女史学者认为，我国严格的社会性别制度是从周代开始随着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作为性别制度重要内容的两性分工制度严格规定了男女两性的角色和行为：男性从事外事即从政外交，女性从事内事即抚育子女操持家务。女性由此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成为家庭和男性的附庸，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等性别意识渗入并辐射到从古到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人们的心灵。电视广告中对女性这种传统角色的认同无疑使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进一步强化和定型。据性别与媒介研究者对近年来中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调查分析显示，有性别歧视倾向的电视广告占广告播出总量的３３．７％；在有性别歧视倾向的４０３个广告中，属于强化、定型女性传统角色的占７１．１％。在这些广告中，女性被定型化为洗衣做饭、化妆美容的当然主角，其广告词也毫不掩饰地把女性描绘成相夫教子、温柔勤劳的贤妻良母。她们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家庭里，夫贵子乐似乎就是她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人的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的，而人的社会性别则是强加在生物学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学的建构。人的生理差异不应成为男女不平等的基础，是社会文化、社会制度、权利分配关系而非自然的生理属性造成了男女扮演的角色、行为与处境的不同。社会性别是一切人类经验中一个基本的或有机的社会变量。人的性别行为和意识是从社会文化中产生的，也会随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女性自身有多种潜能，女性应该而且可以发展成为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而非仅仅是贤妻良母式的定型，事实上中国女性的角色也早已发生了变化，她们既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又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大显身手。如果仅仅把女性角色定位在家庭主妇和贤内助的从属位置上，就会极大地限制和阻碍占人类半数的广大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社会的进步也会因之而大打折扣。 　　二、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歧视还表现在对女性价值和权利的漠视上。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里，女性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正如大连性别研究所所长李小江教授所言：历史上，社会生活中没有女人，女人不具备社会人的独立身份，她的生命价值围绕和取决于生育。即一个女人只有成为母亲才有价值。遗憾的是，我们的大众传媒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复制并强化这种观念。如在救助失学女童的报道中，就有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的宣传词。当然，从未来提高人口素质的角度看，今天救助一名失学女童，可能就是为明天培养了一位有文化、有知识的母亲。但把母亲作为女性的一种定型标签，显然忽视了女童首先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无论她们明天是否做母亲，她们今天作为新中国的儿童都应享受作为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的受教育的权利，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立的人的发展权。救助失学女童是一种赋权过程，通过受教育，她们将获得自主选择生活的能力和权利。具有了这种能力和权利，并具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妇女解放的终极目的就是在最大限度地开掘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最大潜质和能量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生存方式。 　　在大众传媒上持续了近２０年的让妇女回家的争论，赞成者实际上既是对马列主义妇女观的无知，又是在社会家庭的名义下对女性选择权的忽视，将女性置于被人安置、受人供养的非主体境地。就妇女参加公共劳动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恩格斯明确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与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强制性地让妇女群体退回家庭将使党和政府建国以来为争取男女平等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增强，无论是男人女人，选择回家或外出工作，只要出于自愿，都应得到尊重。无论是国家、政府或个人，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一个性别群体的社会发展空间，强制一个性别群体退回家庭。让妇女回家的论调既有悖人类历史发展和妇女解放的方向，也是对妇女权利的不尊重。 　　三、大众传媒在一些女性题材的报道中表现出性别立场的偏差和性别观念导向上的错误，是性别歧视的另一种表现。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