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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发展与新闻改革取向 　　我们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传播技术以令人始料未及的速度扩张,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革命,也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的传播方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传媒大国,随着媒体快速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露,从目前来看,新闻性不强已成为制约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迫使我们不能不去正视新世纪中国传媒业的一场新的改革。 　　新闻业存在的问题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新闻业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传媒业经济实力较弱且结构不合理。我国的传媒业规模很大,但很分散,它们被行政区域切割成碎片,整体很大,单个很小,形不成强有力的拳头。2008年,央视总收入约230亿元,也仅仅是同年美国新闻集团的6.6%。与此同时,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很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较小,与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结构不合理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日渐边缘化,读者流失,影响力下降,利润率也不断下降,党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 　　操作失序导致传媒业公信力下降。小而散、高度同质的媒体引发空前残酷的竞争,上百家媒体在一个城市内争夺市场。传媒业过度竞争,不断地挤压新闻专业理念,损害新闻职业操守,“假新闻、八卦新闻、煽情新闻”成为社会的三大公害,新闻真实性受到空前挑战。这种状况同样危及传媒业本身,导致传媒业公信力下降。如果公众对媒体传播的新闻将信将疑,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媒体不能将新闻真相传递给受众,那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 　　政出多门造成管理混乱。传媒业在行政管理中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即传媒业以所在地的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这样一来,各家媒体既要接受中央宣传部领导和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的管理,又要接受属地党政部门管理。同时,我国没有一部新闻法,行政管理无法可依。特别是保护地方利益成为属地行政部门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央主管部门下达的规则,地方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阳奉阴违。 　　新闻改革的困境 　　我国新闻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党报改造、时政新闻突破以及制度创新。 　　党报目前急需改造。目前,我国省、地(市)一级的党报,相当一部分是不伦不类的报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报小报化”,既有严肃的新闻,也有平头百姓喜闻乐见的市井趣闻,还有白领钟情的娱乐休闲。究其原因是:现在党报的所谓宣传,缺少的恰恰是人们所需要的信息和思想,泛滥成灾的是各地方领导人的活动、各种会议。目前党报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绝大多数报业集团是以党报为龙头组建的,党报在维护一个地方的全局利益和维护报业集团利益之间,尤其是当一个地方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传媒集团时,党报会陷在报业集团的小集团利益中不能自拔。因此,面对市场的压力,为了盘活存量、改革党报,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来扶植。 　　突破时政新闻的报道。关键信息缺失,具体背景缺乏,是时政报道的两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都有它们各自的立场,甚至戴着有色眼镜在曲解。我们不能把解读中国事务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国外媒体,公众需要中国媒体的权威解读。时政报道是中国新闻报道中的最后一个壁垒,一旦时政报道能突破,中国的新闻传媒将不可小觑。 　　创新新闻体制。新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难以适应传媒业的发展,束缚了传媒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新闻体制涉及政治体制,尽管上下都在呼吁新闻体制创新,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新闻体制改革的方案可供具体操作。新闻体制的改革在整体上难以实施,那就只能在目前的体制框架内、对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做出调整。目前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方式,实际上事无巨细,党政主管部门一把抓。主管部门累得要命,媒体怨声连连。那么,首先,不同类别的媒体的职责和权益要有明确的规定,不同类别的媒体要有明确的自主权。其次,不同的职能部门有明确的职责和分工。因此,要实现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新闻体制的创新。 　　新闻改革中的新取向 　　传媒业在不断扩张影响的同时,其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强调。近年来,反思商业化浪潮和公共新闻的诉求成为新闻改革中的新取向。 　　反思商业化浪潮拉开了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序幕。市场化运作,使中国传媒业得到空前繁荣,新节目新创意层出不穷,贴近市场、贴近公众、贴近实际成为传媒业共同的操作原则;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的洗礼,许许多多传媒产品都变了容、变了味、变了质。比如说,民生新闻,各地确实报道了一大批涉及民生利益的新闻,维护了公众利益,受到了公众欢迎,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民生新闻充斥着暴力凶杀、侵害公民隐私的两性关系,还有许多怪异的明星故事。 　　再比如食品安全报道,三鹿毒奶粉事件、麦当劳的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