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事故报道中责任.docVIP

媒体在事故报道中责任 　　安全事故经常震惊全国，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随后媒体跟进，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最终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查处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尤其是安全事故即将或者还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媒体和政府的态度、行动状况，使我们经济学研究者兴趣大增，更让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于是本着一种探究事件本源的态度，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探析安全事故事件利益攸关方的关联性，以及在此攸关关头凸显的对社会危害性和有关理论的缺陷。 　　 　　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执行力的解释 　　 　　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社会执行力之前，我们必须先要给社会执行力一个明确的概念。首先，借助于政府执行力这个概念，因为社会执行力目前还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共识被提上研究日程。“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内部能胜任执行各项任务所需的‘能力’、‘力气’、‘功力’以及‘作用、效力’，即政府执行的‘力量’。依靠这种内生的功能性执行力量，政府才有可能较好地履行其执行国家政策、推动社会发展，以及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①我们认为社会执行力可以解释为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社会在各种历史条件的合力下所需要的“能力”、“力气”、“功力”以及“作用、效力”以促成特定历史事件的合理发展（很明显，社会执行力是个社会学概念，与政府执行力相比缺乏总体上的强制力），我们的这个概念很可能受到众多质疑，但我们还是坚持使用这个概念继续我们的研究。纵览新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中的各个分支，倒是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威廉姆森、波茨纳等人的法律和经济学理论各自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执行力这个概念，尤其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社会执行力在公共领域的行为、结果，但它在解释社会执行力中“历史合力论”（恩格斯的一个经典概念）的作用时，却要大打折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业安说：“诺斯为了更好地分析制度变迁问题，从三个重要维度区分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模糊的制度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社会执行力时，无论社会的任何因素都要纳入这个体系当中来，且使社会事件呈现良性发展态势才是好的社会执行力，否则就是坏的社会执行力。诺斯的理论在解释社会执行力时还不如布坎南理论适应力度大些，所以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完全解释社会执行力这个概念，我们就要借助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新制度经济一道构建一个新的解释路径，即社会执行力的好与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衡量标准。 　　在社会执行力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执行力，并且它对社会执行力的影响也较大，但安全事故事件中的政府执行力暴露出其敷衍性执行政策、曲解性执行政策、附加性执行政策、替换性执行政策、截留性执行政策的行政不作为特征②，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安全事故中已暴露无遗，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给所执行的政策附加了一些原政策目标所没有规定的不恰当内容致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力度、目标超越政策原定的要求，影响了既定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保证政令畅通，离不开执行者的公共精神。树立了公共精神，执行者的价值取向同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才能相一致，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也才具有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公共精神作为‘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昭示，构成了政府执行力的灵魂。要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必须在政府中大力弘扬公共精神”③。 　　 　　二、媒体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媒体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信息管道，也是党和国家宣传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喉舌，其责任大于泰山，如果媒体在社会事件中影响了社会执行力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话，就没有完成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责任要显示出媒体独立于广告主、公众之外，不媚钱、不媚俗、不媚势，报道真实的、不偏不倚的、全面的阐述；强化决策参考，“媒体应肩负伸张公平正义的职责；伸张公平正义是媒体神圣的职责，当今媒体对各种腐败现象的披露显示了媒体的力量，得到了公众的肯定。媒体的从业者不能畏惧权贵，不能念一己之私去隐瞒真相，更不能昧着良心作虚假报道，应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披露那些可能给人民生命、财产、合法权益等造成危害的事件，使其危害的程度及早清除或最小化。总之，传达人民的心声，奏社会和谐之音，是媒体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但要暴露问题，还要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化解各方矛盾，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及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媒体要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需要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风尚、大众心理取向等的形成都与媒体的导向密切相关。因此，营造和谐社会需要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媒体责无旁贷④。可以在安全事故中完全检测媒体的这些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现实的过程中尤其是典型性社会事件中可以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