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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批判能力培养中难题分析 　　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接受者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解读能力，而培养这一能力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抵御低俗以及不健康的媒介内容，二是为了抵御外来媒介文化产品的冲击。 　　初衷是好，但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点如施拉姆对传播学研究的论断：“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也不能往深处想，一想，就会发现我们有些培养内容与我们的培养初衷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现实中有相互“打架”的嫌疑，并且难以实际操作。 　　 　　一、媒介批判力与媒介内容提供之间的博弈难题。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开始向俗文化、商品文化快速靠拢。影响到媒介内容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这促使媒介内容必须满足尽可能多的受众的需要从而换取利润，从而导致了大众的好恶直接引导着文化生产。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大众在精神上倾向于浅层次的消遣愉悦与感官上的刺激愉悦。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学者约翰?菲斯克提出：“通俗文化是由民众创造的，而并不是由文化业生产的。”① 　　经济高速发展与民主进程相对缓慢形成两极对峙的格局，从而导致消费主义畸形发展甚嚣尘上。②在这种氛围下，消费与休闲就意味着种种狂欢与快感的体验，这是一个新的、更为民主的、花花公子式的、充满着美女与绅士的城市。人们只是需要快乐，人们习惯并期待一种模糊的、无深度的、没有中心的、不能提供甚至也不需要提供真实世界基本意义的生活。③通俗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之间融合，人们的消闲时间注重精神的浅层次娱乐与生理上的及时行乐的刺激，从而排挤了严肃文化、高雅文化。这是消费时代都市人对媒介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共性追求特征。于是，媒介内容开始向商业文化转型，在这种情况下，纸媒介从文字、图像符号上刺激人的欲望；广播热线从听觉来刺激人的本能欲望，而电视从三个方面来刺激人对物质与本能精神生活的欲望。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就很通俗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要吸引受众看广告，就必须以制作电视节目为诱饵，而这个诱饵就是要做得适合他们的低俗趣味。 　　如今，我们的媒介生产内容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状态，这种内容上的低水平状态是向商业社会向消费对象妥协的结果。拉扎斯菲尔德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书中指出，当大众传播的社会目标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目标就会被商业性大众媒介所抛弃。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大部分媒介被推向市场求生存，其虽不能抛弃社会责任与正面宣传为主功能，但可以对之进行弱化，即尽力躲避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区，而向庸俗文化区域过渡。 　　那么，如果我们加强对媒介批判能力的培养，就会造成接受者对现有大部分媒介产品的否定；同时媒介批判力提升后需要有高质量的媒介内容为其提供阅读或视听上的保证，但由于上述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无法较完善地做到这一点。是将就我们的现有媒介内容，还是不放弃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两者之间的取舍以及均衡都是难题。 　　 　　二、媒介批判力与外来媒介文化之间的博弈难题 　　 　　无论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还是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论”，都指出了文化霸权存在这一事实。文化冲击主要指“我们先前已有的价值观和坚定的核心信仰遭到了重大冲击”。④ 　　对于外来文化冲击的严重现状，不用理论阐释仅以身边情况就足以说明：科学上我们推崇西方，人文学科上引经据典也是言必称西方。西方大片的被推崇，英语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英语学校、专门的英语培训机构在我国的遍地开花等，对部分人而言，已经形成了外国的文化、制度、经济、文明都比中国先进的整体认识。 　　当国民观念以及在生活行为中都开始向对方文化靠拢的时候，我们再只谈媒介素养教育，要我们批判地接受外来媒介文化产品，这种纯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肯定软弱无力。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在已经受到我们大部分接受者自觉愉悦地接受甚至崇拜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应对冲击，教育必不可少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优于人家的媒介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但如何创造出优秀的媒介文化则暂时无法给出答案。 　　在全球化社会，讲究交流融合，讲究抵御与借鉴并举，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文化占领接受者的思想领地，但我们拿什么文化来占领。而这个占领不能是直白地泛政治化的宣传，因为，有媒介批判力的受众根本不吃这一套，倒会像霍尔所说的三种解读方式之一的“对抗式解读”。所以，我们说抵御其媒介文化产品，抵御其意识形态的瓦解，就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否则，怎么能培养媒介素养。即使真培养起来了，又如何面对我们拙笨的宣传内容?这也是难以处理的博弈难题。 　　 　　三、媒介批判力与本土新闻之间的博弈难题 　　 　　我国的媒介功能定位与媒介批判力素养的培养存在的微妙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