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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主持人：赵金 　　嘉宾：徐静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晋雅芬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 　　 　　主持人：媒体让杨丽娟“火”了，同时也惹“火”上身。当受众从对杨丽娟一家人疯狂的“追星经历”的指责中清醒过来，看到其背后的病态和心理缺陷之后，更多批判和谴责的目光投向了媒体的所作所为。的确，回顾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媒体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确实有些过火――本来应该是“记录者”，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了“参与者”，有时甚至是“策划者”。 　　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广州知名心理学者张结海就认为，“任何一个追求阅读率、收视率、点击率的媒体都会这么做。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假药、假烟、假奶粉、假……，杨丽娟事件就一定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凭什么单单要媒体自律？” 　　向左走，是新闻的客观性，向右走，是新闻的倾向性；朝前一步，是商业利益的诱惑，退后一步，是伦理道德的限制和人类良知的拷问。面对新闻实践中的困境，媒体该如何做出选择？ 　　 　　 　　不应视为恶炒的盛宴 　　 　　徐静 　　 　　在杨丽娟事件狂轰滥炸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残忍，杨丽娟事件分明变成了一场媒体的盛宴，舆论的狂欢！ 　　去年4月，兰州《西部商报》首次披露，杨丽娟苦苦追求刘德华12载，杨父为其不惜变卖房产甚至卖肾。从杨丽娟接受采访所说的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她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从常识判断，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不工作、不学习，生活被追星所主宰，是不是患有精神疾病？这时，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够用引导的态度报道这件事情，并帮杨丽娟进行心理救助，她就有可能走出追星的荒诞光圈。可是，媒体在做什么？把杨丽娟当成了一个小丑，当成了一个大家取笑的对象！在某些媒体的描写下，杨丽娟是可笑的、病态的，他们家人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帮助他们，这些媒体在诱导人们欣赏一场上好的闹剧。 　　于是，在某些媒体的促成下，杨丽娟一家终于可以到香港，去和她的至尊偶像刘德华亲密接触了。我们很容易预测到，一个已经出现妄想症征???的女孩，面对刘德华，她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过激举动，她对于刘德华的迷恋很可能陷入更加不可自拔的地步。果然，在刘德华没有满足杨丽娟进一步要求时，杨父跳海了！媒体又一次沸腾了，杨丽娟事件达到高潮。在媒体上，来自社会各界对于杨丽娟的指责纷至沓来。众多媒体将这个事作为近期主打新闻来做，来策划，抢专访、抢头条、抢独家。当某位主持人貌似悲痛地对这一惨剧发表评论时，眼角流露的分明是不屑。也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几乎失常的女孩，在几十个麦克风前忽而大哭、忽而大笑、忽而抱头、忽而掩面，痛苦地说：“我好乱、我好乱，我该怎么办。”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媒体为了提高发行量、收视（听）率、点击率，为了满足读者和受众的猎奇心理，就必须这样做么？善良的观众都能明白，这个时候，杨丽娟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而不是成为媒体上的“明星”、“丑闻主角”。当杨丽娟一家陷入妄想幻想状态时，媒体的狂欢和眼球经济，无疑会把他们一步步送向坟墓。可以说，杨丽娟追星悲剧酝酿发生的整个过程，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杨丽娟事件联想到1997年发生的台湾艺人白冰冰之女白晓燕被绑架事件，本来白晓燕完全可以安全回家，但在媒体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甚至不断爆料警方行踪路线之下，犯罪分子陈进兴失去理智，将白晓燕残忍杀害。白冰冰后来痛恨地说：“是媒体害死了我的孩子！” 　　一个行业要想得到人们的尊重，首先应树立起这个行业的操守。当媒体滥用话语权，主观为了赢利、客观上拿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当最终导致一个无辜生命的丧失时，还有多少人会对这个行业心存敬重？还有多少人会把记者和“铁肩担道义”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我们的媒体怎么了。 　　 　　 　　不能变身“疯狂粉丝” 　　 　　晋雅芬 　　 　　从“记者团”的随行采访，到广州一家报纸和某网站共同出资让母女二人从深圳返回兰州办理通行证，再到媒体出资鼓励她们再度赴港，媒体对于“杨丽娟事件”已经给予了太多的关注，一些媒体更是从旁观者变成事件进程的推动者、参与者、策划者甚至另一主角。 　　“就像苍蝇一样扑了上去。”对于这场媒体的“集体狂欢”，《新京报》文化副刊部副主编萧三郎给出这样的评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媒体面对悲剧如此兴奋？媒体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又应该是什么呢？ 　　 　　疯狂炒作缺少冷静自主判断 　　 　　毫无疑问，“疯狂粉丝”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举动，不但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而且还让年迈的父亲命丧他乡。可对于这种失去理智和理性的疯狂追星者，一些媒体不是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和正确引导，而是参与其中，为疯狂追星推波助澜。更有甚者，居然唯恐天下不乱，不惜掏钱“买”新闻，为杨家母女赴港提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