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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服务公众基本途径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随后，“三贴近”报道的话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成为颇受人关注的新闻理念。 　　“三贴近”要求新闻报道反映群众的实际情况，反映群众的生活和需求，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三贴近”报道被认为是深化新闻改革的突破口，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那么，大众媒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任何概念都是抽象的，而具体解释和做法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本文试从具体做法这一角度出发，探寻媒体更好地服务公众利益的途径。 　　 　　提供真实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 　　 　　社会对各类信息的需求，是媒体得以诞生、发展和壮大的根本源泉。媒体服务公众，首先是要清楚：公众想知道些什么？ 　　这一问题看似简单，要做到实则不易。比如，２００３年初广东出现非典疫情，这种情况下，公众想知道些什么呢？有些媒体认为公众不必知道详情，只要告诉他们这是一种能防能治的疾病即可；有些媒体认为不能让公众获悉详情，以免引起恐慌，所以片面地提供此病无关大碍，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消息；更有些媒体抱着“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干脆不提。 　　媒体不易察觉的一个错误是：将它想让公众知道的信息，等同于公众真正想知道的信息。换句话说，媒体提供给公众的信息，往往是它认为公众应该知道的，或者是它有义务（特别是政治上的义务）必须提供的。这种观念实际运行的结果，有时会导致新闻报道的失实，如非典初期的疫情状况被早早地下了这样脱离实际的结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从这种做法的层面上看，媒体贴近的不是实际，不是群众；相反，媒体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媒体付出了公信力缺损的代价。 　　事实证明，非典前期新闻报道中的瞒报、漏报或故意不报的做法，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多大好处，并没有产生“稳定人心”等效果。相反，公众在不知道确切消息、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人心惶惶，容易轻信谣言，使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而非典中后期的新闻报道，大大增加了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公众在明了所面临环境和实际情况下，能够作出理智的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从而使整个情势向好的方面发展。这里，提及的是公众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公众有没有权利知道？ 　　媒体有时会面临一种两难：它明白公众想知道什么，但它做不到公众想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有多种因素在干扰媒体为公众提供真实信息：怕告诉了会有不良后果是一个因素，真实信息的采集困难和挖掘风险是一个因素，无法判断某些信息公众有没有权利知道也是一大因素。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满足公众知情权被认为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媒体赖以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知情权是指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主要被用来对政府机构运作和公众政策制定过程情况以及社会公共信息的获悉。 　　 　　贴近公众议程传递公众的声音 　　 　　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发现，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存在着差距。从传播理论层面来理解，“三贴近”的一大指向，就是要求媒体议程努力贴近公众议程。公众想说些什么？公众希望媒体传递哪些声音？媒体更好地服务公众，上述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 　　媒体如果能大量刊登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传递公众想表达的愿望，它就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反之，媒体如果不能替公众说话，而是为某些权力机构或利益团体帮腔，就会导致公众的不满和疏离。在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的《读书》杂志上，评论了这样一则故事：１９９４年，香港政府发起了一个名为“滚石行动”的拆屋计划，决心清除那些建在楼顶上的天台屋。这些房屋存在，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有部分在香港田土厅登记进入自由买卖。这些天台屋的住户全部都是穷人，从事粗俗的劳动，收入微薄。香港政府一刀切的做法，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大祸临头”。该区居民在社工的组织下，召开记者招待会，香港无线电视台、香港亚洲电视台等派记者前来。令居民失望的是，当天的新闻，把要拆除的天台屋，描绘成昏暗、混乱、无序，住在这些天台屋中的人，不但处在危险之中，而且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危险。此时，一帮“希望在主流媒体之外做一些事情”，崇尚小众传媒的人，拿起自己的家用摄像机，深入到社区中，开始重新解构这场舆论不平等的冲突。其作品《大祸临头》一举获得多个大奖，也彻底打破了松散民间摄影组织从内到外无力量的状况。①在以上事件中，小众媒体的可敬之处在于其越过政府议程和主流媒体议程，贴近了公众议程；《大祸临头》一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传递了公众的愿望，发出了公众的声音。 　　媒体的话语权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正如报纸的版面、电视的镜头和广播的时段被认为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一样。媒体对这些资源应该善加珍惜，合理使用。在写给一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