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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特殊性与经营监督管理 　　从浙江省广播电视报社原总编辑王建人贪污罪和受贿罪案，到中国有色金属报原副社长兼总编辑胡京京挪用巨额公款炒股案，再到沈阳日报报业集团原总裁、总编辑傅贵余受贿、贪污一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高层集体贪污案以及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赵安，再加上未经官方证实的北京某著名报社下属公司偷逃关税案等等?熏媒体人士的犯罪行为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和深思了。 　　 　　利用大众传媒的特殊赋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大众传媒--这里尤其特指报刊、电视广播等，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虽然有或多或少的变革，但一直是个特殊的行业，它首先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上层建筑中的宣传部门，它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党政方针政策，上情下达，为社会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其次，通常对传媒的定位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改革开放至今２０多年间，传媒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以一些晚报和都市报为代表，以市场为指向的新型报刊的出现，它们强调服务性、实用性，注重受众兴趣，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经济效益。但是，传媒的宣传功能始终没有被弱化，党依然保持对传媒的绝对领导，传媒首先要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新时期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舆论服务。此外，还起到舆论监督的有力作用，下情上达，为党和政府及时准确地了解民生和民声实现信息反馈。一些媒介虽然如同企业一般在创造经济效益，但是，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媒介掌控者对媒介的这一要求和媒介长期以来的定位意味着媒介获得了特殊的授权，而且这种权力是抽象的、概括的，是一种方向、一种政策，所以媒介功能的具体落实，媒介具有相当的可选择性和操控性。比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对节目和演员的选择就有很大的空间，这种规则的好处是可以做到有益的竞争，最终将最好的节目奉献给观众。但缺陷在于，晚会的实际承办人有可能利用这一权力和规则假公济私，谋求个人利益。不久前，央视文艺部主任赵安涉嫌经济犯罪，正是利用了媒介的这种特殊权力。类似的比如，当某家报社受权在某行业推出几个典型人物或先进单位时，媒介此时可选择的范围很大，而且常常因为有些个人和单位之间的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相差无几而难以取舍。此时，某些不正常因素就有可能产生作用，会通过各种途径干扰媒介的选取工作，媒介负责人就有机会和可能将选择权与物质利益进行置换，其个人或者媒介获取物质利益，出卖的是媒介的权力。 　　 　　特殊的定位有可能忽视对媒体经营活动的严格监控 　　 　　说到对媒介的定位，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虽属双管齐下，两相并重，但实际上传媒的掌控者往往更注重媒介的社会效应，对媒介宣传职能的监管是第一位的，对媒介经营方面，只要不影响宣传工作的正常进行，往往更依靠现有企业、公司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自动约束和媒介的自我规范。作为企业的一面，经营监管部门也常因为媒体的喉舌属性而有所放松。近几年中，传媒频频与资本合作，虽然许多案例不乏政策障碍，但最终均成美满姻缘，就是很典型的说明。因为掌控者更注重从传媒的社会宣传功能为出发点考虑能够强化和确保这一功能实现的各种可行途径，至少有利于这一功能实现，在其他方面即使有些牺牲也会得到默认。 　　胡京京，不足５０岁时成为中国有色金属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副局级干部，在分析他如何走上犯罪道路时，知情人评价认为，胡京京人很聪明，为人处世属于那种左右逢源的人，学什么一点就通。从普通记者到部主任、副总编辑，仕途也是一路顺畅。当年报社一些同事都很崇拜他，他自己也目空一切、非常高傲。他是作为中国化工报非常有培养前途的干部，被上级单位推荐到中国有色金属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的。 　　在化工报时，他虽是领导但还没有实权，到了有色金属报后有了实权，挪用公款也就是早晚的事了。胡上任１９天即挪用公款１００多万元。 　　胡京京案说明，对于媒体负责人的选取和任用，如果仅仅注重其完成宣传任务的能力，而忽略其经济活动的不检点之处，往往事与愿违。 　　涉嫌偷逃关税的北京某报犯案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实际进口的纸张数量与报关数量有别，少报多进。而该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会根据新闻纸张的不同使用者征收不同的关税。报刊用纸关税较低，因此报社进口新闻纸张再转手销售给其他新闻单位或非新闻单位赚取差价。据称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 　　此案同样是利用了媒体的特殊地位，以媒体身份作掩护实施经济犯罪的典型。 　　 　　媒体盈利能力的广阔前景会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媒体越来越清晰地被定位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媒体的经营之路就已经开始了，过去财政对媒体的支持逐渐转变为通过支持媒体（报刊）的发行数量实现媒体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直接支持转变为间接支持。这种变化的一个后果是，没有直接的财政支持，严格的财政收支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