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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转型动力学新时期新闻媒介社会责任 　　 当前，不同区域和背景的新闻媒介出现了开办政经时事论坛的热潮。从南方都市报的“岭南大讲坛”到羊城晚报的“财富沙龙”，从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到新浪的“长安讲坛”，以及其他一系列“开讲”活动，媒介主持的公共言论活动成为引人注目的传媒生态。如何看待这种风起云涌的论坛热？论坛热的背后又是什么？显而易见，任何媒介活动都是当下社会利益诉求和体制运动的反映，新形势下的利益诉求、新闻记者的专业理念和商业利益构成了当前论坛热的共同推手。中国当前传媒的论坛热，不仅是新闻记者对“公民社会”的职业自觉，也不单纯是追逐商业利益的结果，更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各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论坛热的热度将持续多久？它仅仅是昙花一现还是传媒未来发展的一个突破方向？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去解读，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传媒人士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并以此对传媒在改革时代的功能进行定位，清晰地把握传媒发展的未来航标。 　　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30年渐进式改革的总体性动力机制是什么，一是中国传媒在这个动力系统中的具体功能是什么，一是当下的改革动力系统遭遇何种困境，在此困境中媒介的当下使命又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我们分别做简要论述。 　　 　　推进“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系统：权力和道义资源不均衡的压力型体制 　　 　　在中国30年的渐进式改革中，一切与市场化改革的活动，都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是制定市场交易规则、监督市场运行的唯一力量。它既是推动者，又是受益者，甚至有时是利益的自我牺牲者。但从物理学角度看，一个人无法抓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就引发了渐进式改革的动力学逻辑困境：在一个政府超级强大而且没有任何对抗性力量的体制环境下，政府的自我改革如何可能？ 　　下面，我将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做一个简要的动力学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动力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拥有一个中央――地方权力高度不平等的行政系统，一是拥有一个中央――地方不平等道德层次的???语系统。这两个子系统既通过二元的权力和道义切割提供了内部革新的可能，又与原有的体制与社会文化高度吻合而得到有效平稳运行，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30年来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 　　首先，中国政府拥有一个刚性的、向下施压的行政系统，由于上层级对下层级拥有未清晰界定的事务处置权，某些时期这种未约定的事权甚至会扩大到财权。这种由不完整事权衍生的接近无限的刚性科层权力，一直保持到当代，社会学家通常称为“压力型体制”。中国特有的压力型体制最重要的特点是，政权体系中的上级系统可以不顾下级系统的反对而强制推行改革。只要中央政府感到地方基层政权的不作为威胁到统治基础，中央政府就有足够的动力强行推进改革。 　　其次，上级政府不仅拥有行政强权，还同时拥有道德领域的话语权。往往行政层级越高，道义层级也越高。这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系统性分布。例如，舆论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所营造的意象是，高级领导人站在第一线救灾奔走的高尚图像与在倒塌的学校房屋背后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诸多腐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原因，与权力资源分布相对应的道德资源的不平等分布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罕见的。 　　在以上权力和道义资源分布结构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根本逻辑得以形成――中央政府在道义上和权力占有上是无可挑剔的，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官员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央政府的义务就是顺应民意，纠正被有关下级官员搞乱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这种权力和道义资源的占有逻辑和改革策略不仅发生于中央与地方，同样在任何一个上级和下级行政系统都可以得到复制。在层层加码的权力和道义压力下，威权体制下的自我局部改革得以启动。 　　 　　新闻媒介：凝聚共识、社会纠错的半官方半民间工具 　　 　　中国1978年启动的改革目标大致可以看成是“市场化”。但压力型体制仅仅为改革启动提供了一个权力运作的基础，真正要顺利实现，还需要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利用其他手段保障改革计划得以实施。目前占主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通常假设，各个行为主体能通过自愿交易方式从计划经济演进到市场经济，并最终形成皆大欢喜的哈耶克式秩序。但从各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历史看，“路径锁定”的交易悲剧是常态，成功制度转型的反而是极少数。①孙立平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结构化定型”现象，更表明如果中央政府不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渐进式改革将可能演化为“渐进式倒退”的社会悲剧。 　　因此，一个可持续的渐进式改革，必须克服体制内强大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这取决于另外两个关键条件。第一，是在变革之前，需要对所有社会群体遮蔽其利益得失，让所有的参与者都不知道自己在未来变局中所处位置的前提下投票选择一个有利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