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与抉择新媒介时代公共知识分子.docVIP

嬗变与抉择新媒介时代公共知识分子 　　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变迁，不仅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深刻互动，也会促发媒介环境下话语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在积极回应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介生存策略也应进行相应调整，以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 　　 　　“平权”、“零散”：新媒介文化生态 　　平权是新媒介文化生态的核心特质。新媒介冲击着中心单级传播格局，消解着权威信源，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媒介生态结构，引导着充满个人情绪和私人体验的分众化社交生活。这与公共知识分子“为民立言，以求公道”的价值取向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大家的联系只限于一些特殊的兴趣和事件，社会渐渐失去共同的话题和关心的对象，认同归属感的失落，反过来削弱了民主社会要求共同参与和沟通的基础。”①也许，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网络所建立起来的只是一个“共有空间”，而不是具有充分公众关注和价值共识的“公共空间”。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种稳定连续的书面文字表达形态。波斯特指出，“书面文字促进批判性思考，这是因为人们对其信息的接受、书页的顺序和文字的线性排列大致对应于因果逻辑……”②而新媒介技术建构起来的，则是一种“零散”的文化生态：不假思索的信息拼接；转瞬即逝的情绪变化；闪烁不定的行为波动。信息被最大程度地切割、拼接、重构，无法实现完整表达和系统论证；严格规定的表达长度限制，用户通过短短的一百余字只能表达出情绪化的“一时之见”，无法延展出逻辑条理、表达充分的内容。日益“零散”的媒介文化对公共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传统语境构成了威胁，从长远来看，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舆论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感也将面临考验。 　　 　　公共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复归及隐忧 　　在大众媒介时代，由于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主体话语”的独立控制，蜕变为“媒体镜像”或者“身份符号”。而正在到来的新媒介时代及其正在重新布局的话语权力结构，对于自主性丧失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诸多积极???可能：在新媒介时代，公众表达无需代言。任何一位用户都可以独自形成完整的传播体系，记者采编、渠道分析、内容表述、批评判断不再是某个特定机构才能完成。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的公众重新拥有了对信息的接近权、控制权、发布权以及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权。公共知识分子不再被置放于大众媒介的评价系统之中，也不必在大众媒介的旨趣与自我实现的目标之间痛苦博弈。 　　同时，在媒介系统外部由政府主导的把关过滤和信息监管制度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精确严密地将新闻信息纳入其改变公众态度的企图中了。正如2008年揭露山西洪洞县矿难“封口费”事件的记者戴骁军所言：“他们删得快，我们发得也快。”③新闻事业与“合法性制度（legistated institutions）”之间长久而暧昧的关系正在被瓦解。新的信息发布模式，使得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和公关影响媒介的难度变得更大。公共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凭借更加独立、更加直接的方式介入公共领域，对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产生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正在显示着革命性的商业潜质，网络技术催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营销模式正在走向成熟。新媒介环境仍然有可能由商业文化及商业逻辑所主导。逐渐掌握独立话语权并对公众产生更显著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会招引来自商业营销、企业公关行业的目光。如何在与新媒介的互动进程中避免受到来自商业利益的影响，如何避免成为商业利益集团进行议程设置的同谋或是工具，这些都是希望在新媒介环境中有所作为的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审慎研判的。 　　 　　“意见领袖化”：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策略抉择 　　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介生存环境：私人世界的扩张侵蚀着人们对公共问题的集中关注，人际之间或互相吸引或彼此排斥的好恶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影响力的形成机制。日渐独立自主的公共知识分子又被置放在一个空前开放又不断震荡的竞争环境当中，纷纷与大众媒介结束联姻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媒介生存策略将被置放在这一全新的媒介生存环境当中，接受审视和验证。 　　与现实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形成对照，新媒介生存环境中，“不仅有以知识和意见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流’，也存在着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影响流’。在信息的发布、回复、评论、分享过程中，影响力总是倾向于从信息位较高的用户流到信息位较低的用户那里去……”④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生存，成为网络世界里的“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见领袖”化生存，不仅是对媒介生存环境变化的积极回应，也恰是舍弃媒介权力保护，敞开面向普通受众的必然要求。 　　在网络世界作为“意见领袖”生存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具有以下两大特征：首先，具有强大的的人际交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