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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承偏颇VS对创新追求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历史是可以比较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研究都是某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于某一时期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对以往历史的理解和解读，同样对于新闻史的研究，也都深受所处时期、地域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中美两国的新闻历史因研究所立足的意识形态、经济体系、文化底蕴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两者在挖掘本国新闻历史事实和进行历史研究时，其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和态度均有着鲜明的特色。 　　 　　对传承的偏颇 　　 　　在对待各自历史的传承方面，中国新闻史研究侧重立足于本土化并回溯到相对远古的时代去寻找自己的答案，而美国则更倾向于以一种全球化的世界眼光从外围对本国的扩散和驱动来进行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在各自的代表作里面，正文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各自的不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这样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则谈到：“现代新闻体系并不是单个国家的馈赠，它只是人们进行的传播努力不断演变的现今阶段的产物，这种演变遍及各大洲，历时至少已有1万年。” 　　中国由于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人们更愿意以求证前人的辉煌业绩来代替个人对历史的见解，美国有学者就曾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①同样，在新闻史研究方面，各新闻史学家也是对于考据、考证异常重视而严谨，注重传承过去的文明和业绩，如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强调更多的是内容丰富多彩、篇幅宏大、材料翔实等。并且还明确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时间跨度达到2200余年，但是由于古代历史的久远，积聚的有待探索的东西广泛而博杂，而能够保存完整的详细的历史资料则不多见，所以，在新闻历史的研究方面，存在着许多无法避免的错误纰漏，也有许多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不确定的史实和论点。 　　如中国人在国内的第一张报纸到底是不是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由于该报纸业已失传，并??只是从当时的《申报》提供的有限材料进行的推断，而其真实性却一直无法定论。还有在对待《大公报》的问题上，随着史实和证据的不断更新，评价的观点也在不断趋向客观公正。“上世纪40年代评价《大公报》对国民党反动派持‘小骂大帮忙’的立场；50年代评价其‘是一张反动的报纸’；80年代评价其与行政当局是‘亦捧亦骂’的关系；90年代的评价则是褒贬掺半；到了21世纪初，‘历史证明其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②也正是由于中国新闻史料的挖掘尚缺乏彻底性，在这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学术空间，因而中国的新闻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考据和考证也就更加青睐了。 　　而在美国，由于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欧洲报业遗产的基础之上的，要研究美国的新闻史就不得不先研究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新闻史，这也是《美国新闻史》的作者着眼于国际背景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在新闻历史研究的纵向方面，美国人涉及得不是很多，而更多的是从横向方面来综合考虑和分析，并且着重对种族、宗教、性别、群体等层面的新闻历史的发展进行挖掘和深入。正如作者所言，“基于尊重传统和保持连续性的原因，我们沿用了原来的书名，旨在一如既往地侧重反映新闻史与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潮流的相互关联。……每一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条件和影响，也累积性地决定了媒介的形态和特点。”③也正是在这种“尊重传统和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新闻历史的研究也随着“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条件和影响”而不断进行创新。 　　 　　对创新的追求 　　 　　虽然，《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结构的安排上相对以往更加科学和致用，体现了厚今薄古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和风格，但总的来说体现的创新力度是不够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不同学者、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中国新闻历史研究的书籍中，其中的许多内容、观点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惊人地相似，所不同的仅仅是些许形式、叙事结构相异而已。 　　其次，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在描述性和解释性两方面相比较则更倾向于前者。“一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一部由重大时间构成，用粗线条勾勒手法描述的中国文化斗争史和思想政治史，是以社会经济文化斗争、党派和政党斗争为主体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从宏观的层面，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总体轮廓，也奠定和标志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宏大叙事模式的确立和成熟。”④此种“宏大叙事模式”更专注于史料的探寻和收集，而在这一方面，值得大胆地创新的领域和空间并不大。 　　最后，针对历史研究的现状，有国内学者指出“历史学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学科，它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却越来越失掉生命的气质……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一直处在‘史学危机’的扰攮声讨中，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