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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东方人类家园营造经验 　　人类家园是文明的摇篮和故乡，每一处人类家园的建立，无一不是历经艰难的营造过程。面对人类在地球表层的神圣居住地，面对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物质文化创造，我们不能不虔诚地将其称为人类的第一种劳动构建。时至今日，我们渴求着第二种劳动构建――即通过自己的研究方式，对过去人类家园的营造过程及其面貌，获得一连串完整的映像…… 　　 　　 　　曾有一位朋友从欧洲短期考察回来，对我说：那里真不错，好地方怎么都叫别人占去了。 　　把这话反过来看中国，中国的环境又怎么样？ 　　 　　中国：一个生存环境不错的国度 　　 　　一种直觉告诉我，我们中国的环境是不错的。你看，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好吃的食物，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的国家，一定是一个环境不错的国度。 　　还有，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延续的历史很长，文化传统深厚，地域也十分广大，尤其是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长江等流域，时至今日仍旧是中华儿女生育繁衍、居住劳作之地，具备了这些条件，可以判断中国是一个生存环境不错的国度。 　　以中国八大古都为例，安阳、郑州、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八颗中华文明史上的耀眼明珠，建都史或长达上千年(如西安)，或达数百年，或至今仍为国都，或为省会城市，或为地级城市，均为数十万到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它所直接表达的一种环境质量信息是，即使时隔千年以上，这些地方仍然是中华大地上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地方。 　　中国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算起，已有八九千年；从第一个国家夏朝算起，已有4000余年：从有文字记录算起，已有3000多年；从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算起，已有2200多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同农业起源和向外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了农业、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物质财富，人口增殖的条件比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随之，中华大地上不同流域和区域的开发过程，也就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开始了。 　　到西汉末期，历史进入公元纪年，西汉人口达到6000万，北方的政区和人口数量都明显多于南方。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到两宋时代，全国人口超过了1亿。到明清时期，人口数量快速升高，乾隆时人口时数量达到3亿多人。适应人口大量增长的现实情况，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成为人口向往迁出之地，内地山区及边远地区也迎来了人口迁移的高潮，南方的人口数量也逐步超过了北方。 　　在各地人口数量、开发强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已出现了程度不等、原因各异的环境问题。古人对这些问题不仅已经意识到了，而且还在积极寻找解决或缓和的办法，当解决办法不同时，甚至还有不少激烈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今日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基本国策或公众政策，不仅是学术界，即连许多社会人士也为此作出了不计其数的研究和评述，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形式，向外界和全社会表达了历史以至今日的种种人类活动，对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大抵是以溶蚀环境质量的消极面貌出现的见解和声音。这样一种见解和声音，在给全社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出各种环境预警信号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错觉，即对大自然只能适应，而不能改造。 　　按照人们都已习惯的口径来说，历史上的人类活动，给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结果，即把环境搞坏了，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找到人把环境搞坏了的证据。 　　 　　客观地分析西部地区人类活动的作用 　　 　　譬如说中国西部地区，人们讲过去的边疆屯垦把环境搞坏了，随着历代屯垦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屯民采取的是一种粗放的经营方式，经营之后，草原成了农田，屯田地区出现了“就地起沙”的情况，引起了土地沙化，严重的地区是“沙进人退”。并说现在的西部大开发，不要重蹈过去的覆辙，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了说明这一看法，就讲历史上的环境如何好，才有后来的如何不好。似乎过去搞开发的人，都是搞过滥垦滥伐滥牧的“三滥”分子。 　　我们注意到，这些论述已简单到用几个点、几条线代表一个地区，用几个县、几个塬代表整个黄土高原，用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代表西北地区，甚至不去考虑许多地区原本就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情况，然后就得出分析结果，认为人类活动起了多么大的破坏作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多么大的恶果，――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不以为怪的司空见惯。这样的研究结果究竟是否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一句话，研究工作远不够细致、深入，其原因在于对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相关地理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远远不够全面、充足。如果连国内不同区域的对比、一个区域不同时段的对比都做不好，那就不要同国外比，如果硬要去比，也得不出可靠的结论。 　　事实上，历史上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因是在自然界本身，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主要限于这种活动所及的地区；相比于局部环境的退化方向，各个时代军民屯垦活动对王朝疆域开拓和稳定所起的作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