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开玺挥之不去历史.docVIP

崔开玺挥之不去历史 　　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蜕变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崔开玺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但他却乐在其中。 　　 　　打开崔开玺的画册，仿佛打开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篇画卷。他的笔触从历史的缝隙中挥洒而出，时而追溯到血雨腥风的战场，时而捕捉到日本战俘的噩梦，时而描绘战后和平环境中在清风晓日下散步的牛羊…… 　　这个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老人，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回忆几乎就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回忆。这不禁让人思考人生的命运和老一辈艺术家成长的过程。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蜕变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崔开玺走了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 　　 　　彩虹 　　 　　1959年，崔开玺的处女作《演习之后》在全军第二届美展中引起轰动。这幅画不仅是崔开玺军旅生涯的经典回忆，也是他艺术生涯的精彩开篇。 　　那个年代，中国的油画创作深深地受到俄国绘画艺术的影响，尤其是对俄国乃至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巡回画派”。这些画家提倡面对现实，主张艺术要有思想性，通过绘画参加改造现实生活的斗争，这些思想在崔开玺的作品中样样都寻得到。他的作品就像历史的一面镜子，表现出了当时老百姓苦难的生活，并创造出了一批为争取新生活而斗争的革命者形象。 　　与生俱来的天赋，加之源自对美术的热爱而勤奋地努力，让崔开玺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渐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 　　然而，正当此时，一个骤然而至的灾难却让中国的艺术突然之间沉没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段日子里，很多画家都无心创作，即便一些人依旧有创作的热情，但却没有了画画的机会。大家整天开会闹革命，人们参加不同的组织，然后与不同的派别斗，最严重的时候还要打。 　　但相对而言，崔开玺又算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部队里，部队经常会为牺牲的战士搞展览会，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所以画画的机会还相对多一些。文革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崔开玺还画过一些“红光亮”的作品，“虽然我并不情愿”，但还是出现了诸如《千年荒滩运粮船》等优秀的作品。最让崔开玺难忘的是，1975年，在文革的后期，他与几位画家一起沿着红军长征路远游写生，创作出了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的《长征路上的写生》。 　　在崔开玺的家中，我看到了这幅曾被无数人临摹过的油画，尤为令人难忘的就是整幅暗色调画面中的那道色彩艳丽的彩虹。 　　想起那段旅程，崔开玺津津乐道：“那次远游写生主要围绕四川一带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成都军区为我们准备了一辆吉普车，我们驱车前往了雪山、草地、金沙江、大渡河和彝族大小梁山等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那一段路。1975年的四川还都是砂石路，经常塌方。一次我们从大渡河沿岸的石棉县前往泸定桥，刚走不远，就发现前面路段出现了严重的塌方，车都堵住了。于是我们干脆掉头往回走，可还没等汽车启动，后面路段又塌方了。直到天黑路才修通。”讲到此处，崔开玺紧张的神情突然放松下来，继续说道：“当汽车缓缓启动时，天色已经很暗了，整个山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前方的大渡河像丝带一样绕在山前，那美丽的景致令我至今难忘。” 　　那次写生整整走了四个月，在那四个月里，崔开玺与妻子和孩子都断了联系。最后因为出了车祸，人伤了，钱也花完了，连粮票也都用完了，“直到山穷水尽了才回来”。 　　我想，是那道彩虹让崔开玺坚定地走过那段灾难的岁月，也是那道彩虹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触动心灵的画面 　　 　　也许是军人所独有的情怀，即便今天的中国早已远离战场，但崔开玺的画布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历史。无论是对腥风血雨的战场的刻画，还是定格混战年代难得的温馨画面，崔开玺的画笔直指备受争议的战争，其归宿与目的都是和平。 　　1984年，崔开玺创作了代表作《长征途中的贺龙与任弼时》。这幅画别具匠心，作者没有描绘两位将军高坐马背指挥千军万马的壮观景象，反而选取了贺龙和任弼时在长征中短暂休息的瞬间，抓住了钓鱼这个颇有意义的细节，着意刻画了贺龙和任弼时两位将军“后有敌军紧追，我自稳坐钓鱼台”的非凡气度。这种寓动于静、小中见大的手法，是军事题材上一个突破性的尝试。 　　1987年，崔开玺又创作了《士兵之家》、《噩梦》和《北京保卫战》等几幅影响较大的作品。 　　《噩梦》描绘的是日本战败后，战俘聚集到一起，他们神情绝望，犹如刚刚做了一场噩梦。崔开玺通过这幅画，站在文化、历史和人道主义的高度来批判战争，向人们揭示了八年鏖战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作为侵略者工具的日本士兵同样深受迫害。这样凝重而意味深远的画面，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让无论经历过还是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们震撼。 　　在崔开玺笔下，触动心灵的画面不胜枚举，在《上甘岭最后的屹立者》中，倒下的战士与“屹立者”的对比，告诫人们“虽然我们打赢了这场仗，但也是伤痕累累”；在《红军攻占了腊子口》中，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