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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访谈录实践性是教育安身立命之本 　　对话学者校长呼唤教育学人投身教育实践 　　康健，1949年2月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大附中，1969年任甘肃酒泉钢铁公司锻工，1976年至1978年任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钳工，1977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士学位，198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81年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2001年11月至2009年5月担任北大附中校长，现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2001年夏，在康健老师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上的最后一节课上，我得知他即将担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之职。那节课上，康老师和学生再一次谈论苏霍姆林斯基，言谈中看得出康老师对于自己52岁之时要开始的校长之旅满怀信心。而那一学期，在康老师的影响下课堂里的大一学生对于中国教育实践有着鲜明而睿智的看法。教育学者成为教育实践者与学教育者对教育实践的深度关注，对于刚刚进入教育领域学习的我，多少有点震动。 　　2009年9月，在康老师卸去了校长之职后，我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对康健老师作了专访。交谈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他对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深刻认识。 　　 　　教育实践，不可获缺的一课 　　 　　张瑞芳：康老师，当年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担任了北大附中校长一职? 　　康健：当时北大附中的校长正在换届，据说要在北大内外、北京内外选聘校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件事情。之后，我和当时主管附中的北大副校长郝平(现任教育部副部长)有了_一次深谈。又经过一些考察，几个月后我上任了。我想最终决定由我来接任附中的校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是教育系科班出身，但又不是单纯躲在书斋里的人。在做北大附中校长之前，我参与课程改革、基础教育的实验和项目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在海淀待得时间最长。二是，我是1965年从北大附中毕业的学生。 　　张瑞芳：2001年的时候，学者走出大学进入中学，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您个人怎样考虑的呢? 康健：我对北师大有很深的感情。那里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学习的地方；而且，我和劳凯声老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师大教育系提前留校的两个人，(19)81年，我们就开始上讲台了。当我离开师大时，我已经在那里教了20年的书。但是我愿意到中学去。我和很多人走的路不一样，我不认为纯粹走学术道路的人不对，要是我没有机会走出大学，我也会那样做。但是，我更认为，中国的教育很艰难，需要很多人来做，搞理论的人更要接触实践、参与到实践中来。 　　中国搞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人相对来说很少。这也不全怪个人，体制上的问题也使得理论和实践之间有一条鸿沟，搞理论和搞实践的人互换位置、相互交流都很不容易。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不愿意进入到实践中来。毕竟在象牙塔里，相对来说还是风平浪静。而且从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大约有15年的时间，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上大学的人，基本上愿意在大学里奋斗。先是追求学位：本科、硕士、博士，然后又要考虑职称：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很多人认为这样更“高雅”些。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走向实践会有很多风险。一方面，实践的周期比较长，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成果；即使有了成果，这个成果需要被验证，需要被人承认，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和高鸿源老师、丛立新老师、高峡老师做综合实践课的时候，就先后在十一学校、人大附中、实验二小差不多待了十来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即便你有了成果，这样的成果在大学里也不被算作成果。我们在中小学做的课题研究也出了一本书。内行人还是公认这本书是有分量的，但这本书不像有些书具有“首创”、“填补空白”之类的意义，它没有那么抽象。但是，综合实践课进入国家的课程，我敢说我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新课程改革中，我们做了前期的u个省市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又做出报告。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我们起草了很多的教育报告，但是当时这些成果在大学里不被看做是学术成果。实际上，这些报告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是一种工作性质的事务性文件或者是单纯的理论阐述，这些都要依赖于对于实践的了解，需要你参与到实践中去。但是在大学里，人们主要看你在刊物上发表了多少文章，有多少理论著作。 　　张瑞芳：这样看来，学者进入实践需要一种勇气。 　　康健：但是教育实践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因为教育的实践性很强，没有教育实践为基础，学者的理论创新从哪里来呢? 　　虽然现在教育领域有很多新理论、新概念、新名词，但我不认为这些是教育实践中的原始创新。我没有去做调研，所以我也不敢多说。但是，从教育理论中舶来的东西占得比例太大。比如到现在为止还很流行的多元智能、建构主义，这些都是舶来的，尽管在中国化、本土化，但是它们还是舶来的，只是西方的教育流派而已。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教育理论在哪里?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