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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法律移植机构必要性 　　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春风杨柳，已经在中华大地上荡漾。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制的社会。而要建立民主法制社会，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有法可依，不断地完善法律。 　　作为快速高效、节约成本的一种立法方式――法律移植，改革开放以来，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已成功地移植了不少国外法律。但是由于没有进行统一系统的管理，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而且移植效果不尽如人意。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法律移植机构，专门对法律移植事宜进行统一的管理。找寻国家统一法律移植机构的建立原因，以更快、更好地进行法律移植，成为值得我们研究的一大课题。笔者认为，国家统一法律移植机构建立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法律移植自身的特点决定。法律移植相对于自主立法而言具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地说，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全面的把握，有选择地借鉴或移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使之吸纳到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并予以贯彻实施的活动。至于法律移植的原因，基本有三种：一是强加，即一国在被征服后被迫实施他国的法律，这种移植常常是因军事入侵而引起，入侵国往往把自己国家的法律强加给被占领国；二是自愿，即所移植的法律因具有较为先进的水平而被其他国家或地区自愿接受，这是由于先进文化的影响或社会进化和发展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引起；三是强加与自愿兼有。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法制变革与清末的变法修律，就是既有外部的压力，又有实现维新的强烈愿望而进行的法律移植。综观中外法的历史，法律移植早已成为一个贯穿古今的不争事实。从公元前十八世纪《汉穆拉比法典》的对外移植，到公元七世纪《唐律疏议》的向外传播，以及清末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大规模继受，再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多方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等。正是这种法的移植，促进了法制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世界各国法律移植的许多历史和现实看，法律的移植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法律移植的范围是国外法，包括外国法和国际法律、惯例；其二，法律移植的内容包括移植他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法律理论和法律体系；其三，法律移植的内涵既具有立法的性质，又具有司法的属性。从法律移植的过程看，一个成功的法律移植还需要科学的方法步骤，需要经过纠正、选材、剥离、植入、整合等一系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遵循全面、适时、适度、适量、经济、超前等原则。同时，还要开阔法律移植问题的视野，预备法律移植的后备力量。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所以，法律移植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机械的模仿，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我们必须用理性的头脑对待。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法律移植机构，对法律移植事宜进行统一的管理，专门从事法律移植工作。 　　提高法律移植效率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法律移植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并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取得了一些成绩，陆续借签与移植了不少国外的具体法律制度，如听证制、单位犯罪、不能说明超过合法收入财产来源的问题等。但是，我们知道，法律移植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技术要求相当高的工作。如，对于国外的法律，哪些是符合我国实情可以移植借鉴的，对这些可以移植借鉴的法律进行排队，看看哪些是急需移植的，哪些是有待以后进行移植的；对急需移植的，立即组织人员强力快速进行调查研究，争取早出成果；哪些是已经移植过的，对于已移植过的法律，看看哪些是在司法实践中收效显著的，以此总结经验，发扬光大。而对于在司法实践中不尽如人意，致使其法律（制度）移植后因“水土不服”造成资源浪费和制度架空的，要总结教训，立即加以改进。一般而言，法律移植较之于苦苦求索、摸着石头过河的自主立法显然能节约成本、缩短周期。但是，在移植过程中，还要考虑移植成本，要选取最能节省资源和实施后能获取最大效益的法律为我所用。这就要求我们要多方比较所移植的法律，寻求其中最适用的法律，减少移植中的成本支出。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活动的频繁及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之间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多，我国需要移植国外的法律也随之呈上升趋势。因此，建立一个国家专门的法律移植机构，并在此机构中设立一专门的法律信息存库，对所有这些工作的开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有效地避免专业人员、立法者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减少法律移植人、财、物的浪费，毋庸置疑，法律移植的效率必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提高国民法律素质的需要。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屹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