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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闻文风问题根源 　　我们的新闻机构，很多都是只强调“报道”而不在意新闻的讲述方式和方法。其结果，是很多新闻报道没头没脑，不可亲，不可读，成了新闻“垃圾”。而也有一些重视讲故事的媒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所谓的故事性而牺牲新闻的真实性，讲出来的东西不可信，也成了“垃圾”。 　　因此，学新闻，本应该从学写新闻开始。要改进新闻文风，也应该从学会把新闻写好开始。现在很多人感到新闻文风不好，究其缘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记者发掘和叙述新闻事实的理念和能力出了问题。 　　 　　记者捕风捉影，不去深入采访真实的事实 　　一则流传甚广的笑话，入木三分地反映了某些记者为了娱乐受众而不惜扭曲事实的浮躁作风： 　　领导到某地，刚到便有采访：您对三陪小姐如何看？ 　　领导问：这里还有三陪？ 　　第二天报载：《领导方抵本地，开口便问三陪》。 　　又有采访：您对三陪问题咋看？ 　　答：不感兴趣。 　　报又载：《领导要求高，本地三陪小姐遭冷遇》。 　　记者再问，领导怒：啥三陪五陪的，不知道！ 　　报纸大题伺候：《三陪已难满足，五陪方能过瘾》。 　　记者再来，领导不语。结果仍有新闻：《面对三陪问题，领导无言以对》。 　　领导大怒：乱写！告你们！ 　　又爆新闻：《领导一怒为三陪》。 　　很多有过媒体采访经历的人，虽然其遭遇不是这样极端，但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情，却不罕见。笔者和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朱迪曾经对一批年轻有为的中国新一代新闻人做过访谈，其中一位中央新闻单位的同行跟我们讲起这样一件事：她因为影响了一位在逃杀人嫌犯主动自首，招来了很多媒体的记者采访。一般她都是能推就推。但是南方一家小报的一个女记者软磨硬泡，终于感动了我们这位同行。没想到那个女记者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美女记者和异性逃犯怎样怎样的说法。我们的这位女主人公非常严肃地指出了这种问题的轻浮，讲清了基本事实，然后问她这篇文章大概准备怎么写。那个女记者说，就写这家中央新闻单位的女记者委托他们的报纸向全社会澄清关于美女记者之类的说法。 　??我们的同行后来说：“我当时气得都要吐血了。”她告诉那个女记者要搞清楚，她是一个国家级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就是要向社会澄清什么的话，也不会去委托一个地方报纸。而这个女记者却来了一句：“你别以为我没采访过别人。你一下子发这么大的火，你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我们这位同行还是非常有涵养的。她强压怒气，耐心告诫这个女记者：“新闻记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真实的东西，不要猎奇。要走大路。你一开始就钻胡同了，走下去就是南墙。非要撞一下啊？”在她的循循善诱之下，那个女记者没有写出太出格的东西。 　　可是，有太多的媒体从业者，却还在钻胡同，撞南墙。按照我们这位同行的说法：“他们都想一夜成名，却不想努力做事。他们认识不到真正的交流有多重要。” 　　其实，记者这个职业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和各种不同的人产生“真正的交流”，为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如果我们为眼前的诱惑所迷惑，只想搞点一时吸引眼球却并不真实的东西，不仅会辜负我们的采访对象以及受众，也会辜负我们自己，辜负历史。 　　 　　记者不注重报事实，而急于讲道理 　　西方新闻教科书的一个基本的新闻报道法则，就是“show, don’t tell”。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找一句贴切的中文意思并不容易。《读库》主编张立宪从来没有学过西方新闻学，也没有听说过这句英文。但是他凭着自己在实践中的摸索，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新闻报道应该“摆事实，不讲道理”。这给了这句英文经典一个非常地道而传神的中文译文，意思就是，新闻报道应当只提供事实，道理要受众来悟，结论由受众来做。 　　记者在报道中不注重报事实而急于讲道理，有什么不好呢？只两点不好就要了报道的命：一是报道缺乏可读性，二是报道显得不可信。 　　记得在2003年非典初期，有关部门对非典疫情的公开还不是很明朗的时候，一位曾经在中国做过外交官的美国科学官员给我和一些朋友群发了《南方日报》当年4月2日刊发的一篇报道，说广东省非典病例“3月份明显下降”。报道通篇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更没有一个鲜活的故事，完全是公文语言，如从上到下如何重视、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等官样文章。 　　这一篇我们一般人很难读下去的报道，为什么会引起了这个美国“中国通”的注意呢？――他甚至不惜工本地把它翻译成英文，方便不懂中文的朋友了解情况。原来，他发现，报道中的数字与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内容有矛盾。《南方日报》说3月份病例下降的数字，是与2月份相比，下降了47%。但是世卫组织却把3月份报告的病例数与上年11月到2月的总发病数相比，指出，3月份广东的发病数占前4个月总发病数的一半。 　　显然，这篇报道的作者急于要讲道理，而没有充分讲清事实，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