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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间儿童游戏现状 　　民间儿童游戏的流传是文化传承的形式之一。游戏通过孩子们的学习被不断继承，也在不断被创新、改造。本文从田野调查资料的实际出发，通过描述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民间儿童游戏的现状，探讨民间儿童游戏的文化传承与面临的现实矛盾。 　　 　　一、当前民间儿童游戏的特点 　　 　　2007年5月到2008年3月，笔者在北京市三环以内就民间儿童游戏进行了田野调查。尽管田野调查不能穷尽所有民间儿童游戏的种类和形式，但是，正如荷兰学者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指出的那样：“论旨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我们无需涉及游戏的一切可能形式，而只需限于它的社会表现。”[1]就目前所收集到的民间儿童游戏的存在形式，笔者归纳出当前民间儿童游戏的特点，供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1.玩具的变迁趋势：手工制作到机器生产 　　玩具与游戏人员、游戏规则共同构成游戏活动必备的三要素。通过一定的玩具，游戏活动才得以正常开展，游戏的规则也才能付诸实践。玩具的产生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孩子们常常自己手工制作玩具，比如用闲置的自行车链子做链子枪、用树杈做弹弓、用碎布缝制在一起装上谷物等做成沙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逐步深化，一些科技型玩具大量被开发、生产出来。调查显示，当前儿童的玩具大都以工业成品的形式出现（如塑料的空竹、闪光的陀螺、电动手枪），通过购买就能得到和使用。而大量可以成为玩具的自然性物品和社会生活性用品，诸如昆虫、石块、泥巴、竹竿、花草、手巾、瓦片等在调查中并未出现。 　　玩具的工业化无疑是工业文明的体现，但是对于儿童来讲，缺少自己手工制作玩具的体验，实际上缺失了培养创造力、想象力的机会以及付出与收获的心理体验。当然，当今儿童所竞相购买的玩具，也往往是生产商将以往游戏中使用的玩具和当代孩子们感兴趣的卡通等有机结合起来后生产出的产品，游戏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传承，游戏文化的传承性与时代性从而得以融合在一起。 　　2.城市环境：与自然相关的游戏相对少见 　　民间儿童游戏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和场域中展开的，某些特定的游戏种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同时特定的游戏形式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自然条件。比如与“泥土”相关的游戏，诸如打弹珠、插小刀、太平天国等游戏，对应的特定场域是泥土地；而粘知了、捉蝴蝶、拉家雀儿、玩萤火虫、逮蚂蚱等游戏形式则对应自然环境中相应的小动物。但是此次调查中，无论是以上提到的与泥土和动物相关的游戏，还是反映人们生活的收集类游戏（比如集糖纸、集小棒等），带危险性的模仿游戏（比如斗拐、跳马、骑马打仗），在城市中都相对少见。这与现在的城市环境密切相关。 　　城市，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密度大，似乎早已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供孩子们玩耍。小区里的健身区、公园几乎已成为孩子们最好的活动场地，但是城市环境的商业化程度较高，即使是公园中也大都有大型的人工玩具，孩子接触自然的机会少之又少。高耸的楼房使得人们彼此交往的机会减少，孩子们在胡同里一喊，就聚集起一个游戏团体的场景已成为记忆。而且，城市环境中发达的电视、电脑、网络等媒介吸引了孩子们太多的注意力。这一切割断了孩子们与大自然的联系。 　　 　　二、民间儿童游戏的文化传承 　　 　　民间儿童游戏存在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并且默默地代代相传。汇总已收集到的游戏，结合有关资料的考证，笔者惊异地看到：北京市许多民间儿童游戏从名称到形式都和某些古代典籍上记载的，以及其他地区的民间儿童游戏相类似，甚至完全相同。在游戏中，文化被传承。 　　1. 传承社会角色意识 　　民间儿童游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儿童认识、体验社会角色的最基本途径。从民间儿童游戏的特征来看，可以说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孩子们通过游戏模仿、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认识体验人生的各个阶段与各种仪礼。现实中，孩子们的真实角色是父母的子女、老师的学生，但他们对父母、老师等角色充满了好奇和向往，而这些可以通过游戏得到体验。 　　比如，在“编花篮”中伴随着儿歌把自己当成儿歌中提到的小孩儿“秀兰儿”；在儿歌中把伙伴说成“某某”，经历考试、结婚、生子；在“老鹰捉小鸡”中扮演威猛的“老鹰”、呵护子女的“鸡妈妈”、团结合群的“小鸡宝宝”。由于游戏角色的自然交换，孩子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体验不同的甚至两种相反的角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体会到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是不太容易被体会的。毫无疑问，这些模仿社会角色的游戏可以被视为孩子们从文化环境中习得文化和习惯的途径。 　　非模仿性质的民间儿童游戏没有直接提供具体类型的社会角色，但是它们提供了一个竞争场所，一个表演舞台。每一个参加游戏的孩子更加自由地作为普通成员进入这个场域，与其他成员竞争、合作。在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