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齐鲁晚报体育报道.docVIP

当年齐鲁晚报体育报道 　　如今的齐鲁晚报可谓名声显赫、兵强马壮、气势如虹。是的，一个人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必定要经过道路的泥泞与前行的坎坷，必定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与遇挫不馁的耐心。齐鲁晚报的发展壮大亦非一帆风顺，其在创刊之初的艰难困苦与团结奋斗、尴尬寒酸与创业激情、埋头苦干与赢得成功，在我的脑海之中久久挥之不去。 　　 　　创业之初的温情 　　 　　坐在齐鲁晚报宽敞明亮的办公桌前，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而陶醉其中：身居四星级宾馆的高楼大厦，不必担心寒风雨雪而四季如春，写稿、发稿、出版的设施先进而齐备，高档的复印机与打字机随意使用，清澈的矿泉水冲泡出清香的茶水，丰盛而可口的茶点与饭菜任君选用…… 　　对于年轻同仁而言，眼前的一切是自然而然又习以为常：作为齐鲁晚报的一员，就理所当然地要享用这一切。 　　然而，齐鲁晚报在创刊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全体采编人员挤在老报社顶层会议室安营扎寨，而偌大个会议室的大门正冲着楼梯道口。我和姜玉泰的办公桌被安排在门口，寒风不时从门缝钻进来，大家只好穿着厚厚的棉袄或军大衣，用袖口挡住一股股袭来的寒风写稿。坐在我身后的王远宏则幸运得多，因坐在他前面的我成了一堵挡风的墙；但在我外出采访之时，他照样会遭受寒风的无情欺凌――只好用铅尺压住被寒风吹起的画版纸工作。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是欢欢乐乐地勤奋工作，即使伤风感冒也要坚持外出采访，而归来后就不分昼夜地赶写稿件。那时的马军鸣给我印象颇深，每次从运动队或是山东省体委采访归来，他的小白脸被寒风吹得更加苍白，而一阵又一阵的咳嗽则是其常态。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无论谁从锅炉房打热水回来，都会主动地给大家的杯子中添加热水。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齐鲁晚报人当年的温情。 　　 　　站火车20多个小时 　　 　　如今记者外出采访，距离近的坐火车，距离远的乘飞机，坐火车购买卧铺票是非常平常的事。然而，当年的齐鲁晚报记者外出采访，从来没有奢望购买一张卧铺票，因持有十三级以上干部证明者才能购买，而外出采访能够买到坐票就算很幸运了。当记者外出采访可以购买卧铺票之时，由于僧多粥少而求助于各路友人帮忙。印刷厂的梁金彪师傅成为报社名人，因他与车站的人熟识而能够购买到卧铺票；外出记者总是求助于他，但也不是每次的求助都能够如愿以偿。 　　为了采访报道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凌晨四点钟就起床到车站售票处排队，由于每天只有三张或是五张的卧铺票，我没有购买到去广西南宁的卧铺票。无奈，只好从济南一直站到衡阳才终于坐下；然而，在车厢里20多个小时的拥挤与站立，使我的双腿肿胀而疼痛难忍到最后的麻木；不仅如此，由于车厢内拥挤不堪，大小便极为艰难，幸亏我身强力壮才得以突围而出。 　　在如此的车厢内，根本就没有条件喝水或是吃饭，现在回想起当年遭受的那个罪，我依然是不寒而栗。 　　 　　现金放在内裤里 　　 　　　那时宾馆很少，但外出流动人口众多，住宿价格虽然不高却很难人住，记者外出采访一般住在小旅店。一个房间最少是两张床或是四张床，而同室的住客互不相识，这就造成了住客间安全感的严重缺乏。我总是将采访证明和现金放在内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土鳖”得可笑，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造成的。 　　 　　电话“播录”稿件 　　 　　当年记者外出采访，首先要在出发之前准备一本电报纸，到达赛地第一件事是寻找邮电局，采访完毕就马不停蹄地飞奔而去发电报。对于通讯与人物稿件的传送，则要依赖采编人员的电话“播录”――记者在赛地念稿，编辑在家中记录，记者发稿完毕，编辑要将记录的稿件向记者朗诵校对。 　　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发稿，记者还要与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协调，以确保奔跑到邮电局之后立即通话，但线路数量有限，打电话者众多，记者在等待之时的焦虑可想而知。 　　齐鲁晚报的发稿方式由录音电话替代之后，记者可以在任何时间拨通电话稿件录音，而值班编辑则根据电话录音进行抄录。如此，需要编辑放一段录音抄写一段，值班编辑的工作量陡然增加许多。文体部从事文化报道的官梅、闰循华和谭傲男“深受其害”，为体育记者抄录电话成为其主要而繁重的工作。 　　 　　　带30本稿纸60支笔芯采访 　　奥运会 　　 　　记者能够利用传真机发稿之后，外出采访报道都要扛上传真机。就在值班编辑工作量锐减的同时，打字员则成为生产稿件的主力军，但各个记者千变万化的手写字体，给这些小姑娘们带来了诸多烦恼。 　　为了奔赴美国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经当时的齐鲁晚报领导徐熙玉和阮庆良特批，报社为我购买了最好的传真机、领了30本稿纸、60支圆珠笔芯、硕大的拉箱。我从北京机场出关时，由于箱包严重超重而险些被机场扣留。而现在的记者外出采访，背一个电脑包就能全部解决。 　　 　　　一个月吃方便面超过150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