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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一部分 　　主持人：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宾：杨海鹏原《南方周末》记者，现为《财经》记者 　　 　　寻求“利己”与“利他”的平衡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有些人认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性格因素很重要，比如勇气、执着，是不是有这样的“先天禀赋”？ 　　杨海鹏（以下简称“杨”）：我们这个行当有太多的舶来称谓：“扒粪者”、“调查记者”、“新闻英雄”、“深度报道记者”等等。好像洋概念传入中国后，都有些走样儿。像我知道的一个已经命赴黄泉的“黑社会”老大，生前被他们的市委书记称为“台州的比尔?盖茨”。不少股市上的骗子，也被人称为“中国的索罗斯”。 　　我想，最好有个约定，我们谈论的所谓调查记者，特指“扒粪者”或者“丑闻揭露者”。 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化的产物，新闻权利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新闻机构是站在社会立场，为公众提供资讯的专业信息商，在国外这种新闻机构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一直在想“我是谁”，但坦率地说，我们不是外来概念中的那种“调查记者”，就是记者，虽然我们与外国同行似乎从事着同样的工作。我总觉得与大家概念中的“标杆人物”有游离感。他们有的真是“新闻英雄”，我不想沾光，自知只是一个与“粪”打交道的“时传祥”。王克勤可以把我划进圈子，但我知道我们间的区别。很多人甚至包括同行，都把“标杆人物”的一些品质当作整个行当的品质，把他们的性格当作行业的性格。 　　这存在一种危险：你一旦用这种品质和性格去要求所有同行时，我们只有自惭形秽，道德门槛那么高，只好把饭碗上交。我们称医生为“白衣天使”，把教师叫“灵魂工程师”，但现在，他们倒是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职业人群。“标杆人物”成了行业的象征，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 　　张：你说的“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是什么含义？既然你承认人人有自利性，如何解释这个行当存在“新闻英雄”？ 　　杨：我觉得王克勤这样的“新闻英雄”，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我一直在寻求“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平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放弃自己，像王克勤与出租司机、喻尘与艾滋病人一样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一位著名的“英雄记者”指责我的那样，他用的词是“上海市侩”――我的确有这一面，只是他用词有些过火。与他们相比，我也许更接近理想的市场人，合理利己，不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失控，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感，也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但这也很难。 　　我相信人的自利理性，也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悲悯精神。 　　我既希望自己通过工作获得高收入和职业声望，也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迎合蒙受伤害的人对我的过高期待，以致让自己陷于麻烦之中。我一直在矛盾的心情下作业，感受可能深一点。 　　在我的职业作业中，更多的时间考虑的是风险能否控制，我的操作是否安全，我的选择像是体操运动员为落地稳可能选择减少前面动作的难度。在操守方面，我有个玩世不恭的口号：“争取模范遵守《小学生守则》”。现在的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是英雄了。我只是争取。我能容忍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因为自身安全压力放弃我的稿件，但不能容忍的是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的相关方进行交易。 　　 　　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就不简单了 　　 　　张：当别人要求你的援助，而你出于自利不能满足时，是不是很痛苦？有没有一些调查，你放弃了但事后又后悔了？ 　　杨：是这样。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有那些抱有过高期望的人才遗憾。 　　张：学界不断在强调和倡导这些东西，比如调查记者相对于常人的勇敢、执着、正义感，放到现实中或许的确太理想化。你认为这些是“行业神话”？ 　　杨：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堂吉诃德那种游侠的时代，而是职业人的时代，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我觉得就不简单了。比如李金华和钟南山引起的公众关注，大家当时为他们担心，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他们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解释他们获得了那么高的声誉？这说明，他们所为和所处的环境反差大，众人诺诺，一士谔谔，就显出来了。我们的环境有问题，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 　　怎么理解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倾向？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处在焦虑状态的人所做的一种求得心理平衡的体操。我见过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柔弱异常、实际生活中也许经常多愁善感的女子，一下子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高耀洁、刘姝威是不是这样？人人都有被认可的愿望，处在高风险作业中的人，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一些。风险投资商自我认可的标尺是金钱，调查记者更多的是荣誉。当然，有时甚至出现自我膨胀。“水门事件”两记者中，其中一个在功成名就后，就出现过这种状态。盛名如山，心理上扛不住。我们也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