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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政治效应与政府冲突治理 　　麦克卢汉“传媒即讯息”的论断，以独特的方式提醒人们，媒介本身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忽略。作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兴媒体――微博，更以其迥异于传统媒体的网络技术特征，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交往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当前正处于“危机凸显”与“战略发展”并存的关键时期，各阶层利益分化，博弈加剧，在社会结构全面转型的宏大背景下，深入分析微博工具所引发的网络政治效应，认真探讨地方政府利用微博在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善治中的可能作用，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转型期冲突与“微博控” 　　社会转型指由于社会系统内部或外部原因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1]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仍可理解为中国近百年来追求现代化梦想的继续，它不仅唤醒了沉睡于地下的巨大生产力，而且加剧了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转变。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意识开始呈现出一些崭新特征。一是社会分层趋势更加明显，利益诉求更加多元。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不同阶层的阶层意识开始形成，各社会地位相近的人们，由于拥有的社会资源大体相当，生活际遇大致相同，极易同气相求，促使不同阶层的意见冲突渐趋常态。 　　作为网络新兴自媒体，微博自2010年起渐成热词。2010年，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新闻门户网站相继开设微博服务，中国微博用户的快速增长改变了传媒格局，对中国舆论生态产生了显著影响。从“我爸是李刚”、江西宜黄强拆自焚，到上海高层住宅大火、唐骏学历门，在接二连三的突发和热点事件中，微博对公共事务的深度参与和惊人表现让人眼前一亮。据有关资料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31万增至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微博在网民中的普及率从13.8%增至40.2%。手机微博在网民中的使用率比例上升迅速，从15.5%跃至34%。[2]微博的社会统计学意义及对现实生活的干预能力均不可小觑。 　　微博的诞生标志着个人互联网时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手机移动终端提供的便利性和多媒体特征使大多微博用户一经体验便欲罢不能，微博开启了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即时、交互、便利和低门槛，微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很容易使其成为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便利工具。社会转型期间的种种难题、问题同与之相伴而生的怨气怒气一道极易形成汹涌民意，成为公共议题，进入决策者视野，考验着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胸襟、见识和智慧。 　　微博造就了越来越多对微博极度喜爱的“微博控”，更多的“微博控”开始习惯于通过微博向社会发出指控。网民通过微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高涨热情，既是互联网文化对当代中国网民的多年熏陶，也缘自媒体新技术将“人随网走”变为“网随人走”所带来便利的直接促进。 　　微博对网络政治效应的推进 　　互联网改变政治，互联网里有政治已是不争的事实。微博的出现进一步使网络政治效应得到彰显。依笔者看来，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进一步唤起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促进了参与型政治的发展。政治是众人之事，当前各类现实政体虽多从宪法上强调公权力的“民有”“民治”和“民享”，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限制，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不高，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乐观，这既有公民在政治参与方面“成本――收益”的考量，也有参政能力、参政条件的局限。故从实际运作来看，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民主国家多以代议制民主为主。然而网络使社会治理结构由“科层”转向“扁平”，借助网络，普通公民更易于表达各种诉求，决策者也可借此耳聪目明，去塞求通。微博由于借助了手机终端，并且表达即兴随意，内容制作简便，进一步扩大了网民群体，激发了微博诞生以前网络论坛、博客中为数众多的沉默者和异见者的表达热情，使得网络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更加常见。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权力结构，使公共政策合法性面临考验。网络技术促进了政治权力从“集权”转向“分权”。网络催生的“意见领袖”观点和草根网民形成的“网络合意”，有效地提高了弱势边缘群体和传统政治集团、强势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权力阶层开始出现，原子化的个人也找到了一条提高话语权的现实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拍脑袋决策”的公共事务处理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和以前相比，网民合意更容易输入政策系统，输出的政策又面临民意对其“合法性”的考验。 　　此外，提高了全社会“协同行动”的能力，有利于竞争性群体的相互谅解。政治起因于多样性（我们并非完全相同）和稀缺性（资源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之间的矛盾。在此意义上，阿伦特把政治定义为“协同行动”，认为政治的核心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对立的观点和竞争性的利益得以相互协调。微博由于提高了更大范围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无疑将使不同个人、群体、阶层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