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音乐之路与戏剧性人生.docVIP

我音乐之路与戏剧性人生 　　人家一听黄准这名字，想当然地会以为是个男的。大概是这名字非常男性化吧。1950年代初，自我为动画片《小猫钓鱼》作曲后就经常会收到观众来信，在这些来信中几乎没有一封称我阿姨或姐姐的，而都是以先生、叔叔、伯伯相称，再晚一点居然就称我为“黄准爷爷”了。在很多公众场合，也经常会发生这种男冠女戴的误会。 　　其实，我的原名叫黄雨香。据说是因为我出生时天正下着小雨，后院嫩绿的树叶散发出阵阵清香，让我那身为军人但又有着儒雅风度的父亲诗兴大发，于是起了这么一个被许多人称赞的名字。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苦涩，甚至不愿再提起的名字。我曾反复地自问，想找出这种感觉的由来，最后终于悟出最根本的缘由源自于我父母叛逆的婚姻。这叛逆婚姻的后果不仅给我父母自己带来了一生的痛苦，也给我带来了苦涩的童年，并且造就了我那种既大胆又柔弱，既自信又自卑，既骄傲又谦逊，既果断又犹豫，既有《红楼梦》中林黛玉那样柔弱伤感的情怀，又有《第四十一个》中玛柳特卡那样大胆不羁的精神。这种双重的不平常的性格，伴着我走过一生，书写了我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 　　 　　国民党监狱中的小囚犯 　　因为父母叛逆的婚姻以及动荡的时局，我们一家经常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阶段。我姐夫邵公文托人把我和母亲送到了贵阳。姐姐又把我送到了离贵阳70多里地的湄潭中学读书。湄潭中学是一所进步的中学，校领导中有不少进步分子。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到街头、到乡村，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道理，并在学校成立了抗日民族救亡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分支机构。我首批参加了这个学生组织，这也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投身到了抗日活动之中，并成了全校闻名的活跃分子。 　　几个月后，我又回到了贵阳妈妈姐姐身边。而湄潭中学的独立生活，让我俨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战士”，应该和大人一样地肩负“抗日救亡”重任。于是我天天盯着当时贵阳生活书店“民先”队的负责人张益珊大哥，要跟他们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其实，我这12岁的孩子根本就不??合加入组织的要求，因为湄潭中学的所谓“民先”，只是学校为进行抗日宣传用了这个名号而已，和真正的“民先”并没有组织联系。但我不断地跟张大哥他们“胡搅蛮缠”，他们只好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把我带上，并交给我一些比较安全的任务。当时我并不知道，由贵阳“民先”组织的这些抗日救亡活动，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大的恐慌，他们正千方百计地要对这些救亡活动进行阻挠和镇压。 　　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国民党通知8月13日下午集合全体“民先”队员到贵阳民众教育馆开会。8月13日正是抗日战争一周年的纪念日。下午一点半钟，“民先”队员六七十人高举“民先”的旗帜，整队行进，前往民教馆。组织上考虑到我年龄太小，而且这次行动很可能会发生危险，决定不让我参加。但我不顾反对坚决参加了游行。到了民教馆，一阵寒气袭来。原来礼堂座位的四周已经布满了宪兵队。其实国民党早已预谋设下了圈套，要对“民先”队员们下手了。一叠早就印好的“悔过书”放在讲台上，只要在悔过书上面签了名，就可以得到释放。但我们大多数“民先”队员一直在坚持斗争，不肯屈服，最后在《国际歌》的歌声中被一帮全副武装的宪兵押上了一辆大卡车。 　　虽然我是当时被捕的“民先”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且还不是一个正式队员，但我懂得“民先”抗日无罪的道理。我也懂得所谓“悔过书”是对“民先”队员的一种污蔑，决不能签名。所以，当宪兵用刺刀押解着队员们离开礼堂时，我紧紧跟着队员们被一同押上了卡车。后来我和几位大姐姐一同被关进了一所简陋的、里面除了地上铺了些稻草外什么都没有的黑牢内。我们在牢房里吃的是掺了砂子的牢饭，所谓的菜则是带着盐粒的辣椒。这时我感到了饥饿和寒冷，我有些想妈妈、想姐姐，想着家里妈妈做的可口饭菜和暖暖的被窝，但始终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后来，我们被关的全体人员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也得到了全贵阳市人民的声援。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地开展营救我们的工作，加上这次关押的人数太多，而且都是爱国青年，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宽条件，可以不签悔过书，只要有人担保即可释放。可是，不知为什么，年纪最小的我，却一直没有列入释放的名单，而划入了“骨干分子”和“顽固分子”的行列。幸好，在外边声援的呼声越来越烈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放松了对我们的监管。在个别提审时，国民党也始终没能让我这个被他们称为“好厉害”的小姑娘屈服，最后只得以“领回去教育”的理由，把我释放了。 　　 　　我是鲁艺最小的学员 　　在出狱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精神恍惚。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救亡活动也不得不改变战略，暂时转入地下。而我呢，在经过轰轰烈烈的一个学期后，突然的平静，让我感到失落，感到渺茫。我不知道等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