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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方法和规则 　　因“文化”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导致中国当前的文化研究在发展中出现研究方法的随意和研究规则匮乏的现象，这使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那么，当前为文化研究确立方法和规则时，就应该紧扣文化研究的实质，确保文化研究的良性发展。 　　综观当今学术界的众多论文和专著，文化研究是一个探讨得较多的话题，文艺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者等都在探讨此问题。本文所探讨的“文化研究”，是有特定维度的，是指近年来文艺理论界所涉猎的话题，是一定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化研究。而中国当前的文化研究，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深受西方文化研究影响，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僵化、保守倾向的强烈不满的文艺理论界，尝试运用新的视角、理论范式对文学、艺术的文化性阐释的探讨和研究。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探讨所具有的发散性，使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存在着以下两个较为明显的误区。 　　 　　研究方法的随意 　　 　　文化研究思潮的形成与其断裂性和解构性的特征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并且其跨学科、反学科的特性促使它借鉴了多个理论的批判和研究的方法，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多元本无可厚非，但文化研究者却在具体使用相应研究方法时，陷入方法既单一而又盲目多样的随意化境地。方法单一体现在，一些研究者由于长期处于文学研究领域，他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惯性使其很自然地运用几种甚至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如文本细读就是他们惯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于是，他们常常被这种文学研究的方法禁锢了视野，消磨了对既定学科体制挑战的决心，最终让研究的思维在文学研究的圈子徘徊，失掉了文化研究本该具有的独立性，使他们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实质上成了只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却与传统文学研究没有本质区别的研究。这样的文化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文化研究的方法盲目且多样。一些文化研究者盲目迷信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不讲具体情况，不顾研究对象的实际，只求方法新奇与多样，“这些批评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人们还可以看到田野调查、心理分析、定量统计或者深入某一群体的跟踪观察”①。这些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本无可厚非，但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常常脱离文学、艺术的基点，而成了针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社会问题的解读和分析，陷入了泛文化研究的泥潭。比如，深入某一群体的跟踪观察，其实就是民族志方法，这是文化研究者通常采用的方法，它是英国文化研究最有特色的方法之一。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直接参与某一社群的经济、生活仪式等方面的活动，学习该社群中人们的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亲身体会这一社群的文化形式，并以生动的文化事实揭示出这种文化形态中所潜藏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此方法，中国许多学者也频频使用。如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对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研究等，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其实，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泛文化研究的方法，并非文艺界所探讨的狭义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所涉及的对象，更多地属于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 　　所以，文化研究应以开放的视野、跨学科的思维、多样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决不应脱离文学、艺术而陷入泛文化的泥潭。 　　 　　研究规则的匮乏 　　 　　伴随中国文化研究中出现的研究方法的混乱，日益显示出文化研究规则的匮乏。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规则日益主观化、随意化。体制化、学科化、规范化对文化研究已毫无意义。多年来，在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批评标准、范式，对文化研究已不再具有约束力。谁都可以言说，怎么言说都行，没有通用的条条框框。如身份、性别、阶级等总是不断介入文学、艺术的挑选和评价，艺术性、审美性不再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标准。既可以对传统文学、艺术的经典文本高度评价，也可以对它们任意批驳；既可以对那些曾经不入流的作品继续轻视，也可以挖掘它们曾被人忽视的价值。在文化研究者眼中，已无经典与非经典之分，也无价值高下之别。任何文本，都有被挖掘出特定价值而被高度评价的可能，也有被揭示出弊端而被极力贬损的可能。于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们惶惑不安了，他们不知自己的作品将会得到文化研究者怎样的评价，他们的创作自信就在文化研究者毫无规则的评说中消失。而对于读者大众，他们也困惑了，就在文化研究者这种无规则、随意性的评论中，他们不知评价文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具有较高价值的作品。总之，文化研究规则的匮乏，扰乱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文学、艺术的固有秩序，使文学、艺术的领域变得无序。 　　建议 　　文化研究方法的随意和标准、规则的匮乏带来的弊端是明显的。出于扭转文化研究的混乱状况、增强文学创作者的自信心、改变读者大众的困惑的需要，文化研究应该奉行特定的方法和规则。尤其是在一个新旧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