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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一点反思 　　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当下不同学科和学人共同关注的话题。何谓文化自觉?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1940年)前面写下四段告白,对此已经给予深切洞明的阐发: 　　 一、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述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时隔半个世纪,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关于这个著名思想及其提法,刘梦溪先生为纪念费孝通逝世一周年所作的发言有段简明扼要的概括: 　　 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概而言之,所谓文化自觉及其宗旨,就是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4年以来,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论坛,在其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将文化自觉概括为“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的“文化”,其实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社会领域;而“自觉”则是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 　　 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认同,而这个认同又基于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中国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古老文明之国,近代以来又经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应对外来危机与挑战的过程,如果照搬现成模式既在历史上留下败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所谓全球化浪潮隐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社会需要也始终在借鉴其他优秀文化传统,从欧洲国家到日本,从前苏联到美国,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又不能不确立和保持独立自主的格局。 　　 　　思想解放 　　 　　 如果说30年前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潮涌动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话,那么,笔者认为,如今以文化自觉为标志的精神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媒体上不乏“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思想解放等说法,其实充其量都还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余波。随着中国崛起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越来越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学人开始意识到,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才能避免或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切实践行中国道路。不过,就学界总体状况而言,目前“我们距离文化自觉有好大一段距离,如果不是南其辕北其辄的话”(刘梦溪)。新闻传播学界也不例外,有些情形甚至更为严重。 　　 比如,无论新中国60年,还是改革开放30年,新闻传播领域都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值得认真开掘的学术矿藏。然而,当下有的研究状态却往往同实践本身形格势禁,有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要么不怎么关注中国问题,要么一事当前,先找一套所谓理论――通常是西方或美国的现成理论,驴唇马嘴地套用一番,就像学者朱学勤形象比喻的,解释中国问题却不远万里,远涉重洋,先绕道巴黎、伦敦、华盛顿,最后才落脚中国大地。多少了解历史背景的人就知道,这正是当年言必称苏联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路数,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路数早已沦为历史的笑柄,而如今又日渐风行。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里,对言必称美国的今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所作的批评也值得我们深思: 　　 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仍然想跑到美国并且投到美国东方学家的麾下,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被我一直称为东方学教条的那些陈词滥调。这一再生产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东方学者因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地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在他的“老板”――即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 　　 再如,现实中国及其新闻传播领域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