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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社会与历史交响 　　李彬教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二版)》(以下简称《新社史》)2009年9月出版，这本书凝结着作者数年的心血。通过《新社史》，笔者感觉到作者的精神境界和他对新闻史这门学科的不断探索。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则是给读者带来愉快。”对《新社史》，笔者同其他一些读者的感受一样：“新闻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这样写是怎样写呢? 　　 　　叙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什么是才情?“(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些变化或如惊涛骇浪，触目惊心，或如涓涓溪流，润物无声，从而使任何叙述都相形见绌，恰似拿破仑所言：可有哪一部小说能比我的人生更精彩”，像这样的句式和引用在书中比比皆是。但笔者认为，一部大作，仅仅靠这些“小伎俩”是立不起来的。它需要让读者有“感觉”，读者能够与作者胸中激荡的“气场”产生共鸣，这种东西严格地说不能称之为“文采”。 　　笔者用一幅图画来形容作者的手笔。一个如范仲淹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站在高山之巅，风吹动了他全身的衣服，他的眼前，风云际会，波涛滚滚；但是离他不远处的一个山沟里，一盏青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夫妇演绎着自己的人生，爱恨情仇自是非我们外人可知了。 　　换言之，这是将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民间叙事的结合。作者在介绍中国新闻事业百年历史的时候，不时地穿插一些小故事，在讲述完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后，引用了一段对梁启超有褒有贬的评价，但是作者偏偏不按套路，而是说“1958年武汉会议期间，在东湖边的凉棚下，毛泽东曾同田家英和吴冷西闲聊……”一句话，历史的感觉就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再如“风雨苍黄(中)”一章，刊出了一个被日机轰炸后的上海南站儿童；“风雨苍黄(下)”一章介绍了一些民国年间的上海女子；而在介绍当下时又引入出租车司机的新闻报道。在大变迁和个人故事之间穿越，于是历史不再遥远。 　　 　　历史：从“复现”到“复活” 　　 　　作者写的是历史，一种磅礴的史观，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英雄驰骋沙场的向往，对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美，“李广一生，南征北战，用兵如神，屡建奇功……每每流露着崇仰、感佩与伤痛之情，读来让人感慨万端。”也不掩饰对卖国贼的憎恨，“这个汉奸加无赖(胡兰成)的走红主要还是得益于‘张爱玲热’。至于张爱玲，当下仿佛成为白领、小资、文学青年‘今生今世’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历史学者在自己的著作里面如此旗帜鲜明，随意书写自己爱憎的感情呢?在其《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李彬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历史学家布洛赫的儿子问他，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大惊，从此正襟危坐地写下了《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历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一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笔者观《新社史》，把历史写得诗意的主要手段是把新闻史上的人物一个一个写活，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自己来讲述新闻史。如王韬、梁启超、于右任、林白水、成合我、张季鸾……这些人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比如王韬，风流倜傥少年得志，当他云游欧洲，伦敦画室请他摄影留念，他写下“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的豪迈诗句，可是晚年颓唐，生活堕落，以逛窑子为生。每每读罢一个人物，都让人掩卷沉思良久，因为生命的本性相通，无论时隔多久，这也是对历史的感情之所起。 　　所以说，作者是在试图“复活”历史，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 　　 　　史德：以“温情和敬意”如履薄冰 　　 　　本书的史观也是“一事当前，先得明辨是非，区分善恶，然后才是记功司过，激浊扬清。”他在“复活”历史时，又非常谨慎地履行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得起自己毕生研究的事业，对得起新闻，对得起历史。 　　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实际上今天的新闻也是今天的历史。新闻要求我们具有新闻敏感、采访技巧、写作能力，新闻的智慧和勇气。但他认为，“决定一个新闻人成就大小的，首先在于对时代的把握和对人民的关切。” 　　这是历史学者与生俱来的情怀和担当，当时光匆匆一过，千年之前的事情，今人如何得知?大多靠历史记载，如果贪图一时的荣华富贵，贪图一个女子、一栋房子、一个爵位，故意记载错误，如何对得起子孙后代?作者诚惶诚恐，他理解，所以他不敢，他只敢“尽微薄之力”“守护我们的历史长河”。他希望自己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这是历史的责任感。很显然，作者的信念在于他一直强调的“温情和敬意”，在本书中，好几处引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首页的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