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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执教北大期间学术研究 　　方汉奇先生曾于20世纪50年代(1953-1958)和70年代(1972-1978)两度执教北大。他本人虽曾桑榆忆往,写过视北大为“学术故乡”的文章①,但却并没有详及自己当时的学术研究。本文的意图不仅在于阐幽发微方汉奇执教北大期间的学术研究情况,而且也期待能够从前辈学者过去的学术经历中――探寻出对今天的学人仍具启发意义的精神之火。 　　 　　一、20世纪50年代方汉奇学术研究的“最多”与“最少” 　　 　　20世纪50年代执教北大期间,是方汉奇在改革开放前发表论文“最多”的时期。 　　早在1948年读大学时,方汉奇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②。1956年才发表执教北大后的第一篇论文《谈邸报》。此后,在1956-1958年的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方汉奇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不但占他改革开放前论文发表总数的2/3以上,而且也使方汉奇成为20世纪50年代北大新闻专业发表论文最多的教师。 　　方汉奇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论文,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史话类。如《新闻史话》、《大字报史话》等,一般在千字以内,数量不多,主要向读者介绍历史知识,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上。 　　二是对古近代报纸与报人的研究。对古近代报纸的研究:如《谈邸报》、《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等;对近代报人的研究:如《王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等。 　　三是对革命宣传与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考察。如《太平天国的信息传播与革命宣传活动》、《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历史看言论出版自由》等。 　　《太平天国的信息传播与革命宣传活动》是方汉奇这一时期的用力较多之作――此文是唯一的一篇被他的几部文集所同时收录的论文。为什么《太平天国的信息传播与革命宣传活动》被多次收入文集?方汉奇2004年回忆道: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尝试给太平天国的宣传活动做一下研究,了解太平天国到底是运用了什么手段,通过哪些媒体来进行它的宣传活动。为了研究这个题目,我把当时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成果和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通通找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有3000字。字虽然不多,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力气没有白下,因为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这方面研究,除了那3000字以外好像还没有新的观点出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的体会就是,你把所有材料充分占有了,你的观点就比较站得住。那些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③ 　　2009年重申道: 　　写太平天国的新闻传播活动的文章,不多见。此篇发表后的几十年,再无跟进的文章。说明有关资料仅此而已。所以多部文集都收入了此文④。 　　方汉奇后来为什么对这一时期所写的多数论文感觉不满意?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下,这些论文在选题与主旨、内容和修辞中所裹挟的时代政治性与阶级斗争性,使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这些论文,有的是应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之需,有的是回应别人对自己的批判文章之要。前者如,方汉奇在这一时期曾写了多篇关于“革命宣传与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考察”的论文,他曾忆道:“这些文章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写十月革命是为了突出中苏友好,谈历史上的言论不自由,是为了彰显无产阶级统治下的言论自由,旨在批判‘右派’攻击我们的言论不自由”⑤。后者如,方汉奇在执教北大期间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谈“号外”》,其实是为了回应《关于“号外”的讨论――评方汉奇同志对“号外”的看法》一文的上纲上线:“方汉奇同志这篇文章,只谈过去,而不谈今天,不知是否也有厚古薄今的倾向!”⑥。他曾忆道:“写有关号外的两篇文章时,我还在北大。1958年是反右后的一年,当时在批白专道路。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要求各自订自己的红专规划。上纲上线自然不在话下”⑦。当时的学术话语并不允许“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学术研究只有“厚今薄古”(而绝不能是相反)才是正确的,否则就要上升到“阶级观点对立的政治高度”。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方汉奇不得不《再谈“号外”》,表示自己并非“厚古薄今”。 　　50余年后的今天,物换星移,学者们所身处的学术环境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面临着在多年以后如何评估自己学术成果的“量”与“质”的问题。章学诚曾言:多年后,余亦前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⑧如果说方汉奇回首前尘,自己对当年的学术成果感觉满意的不多,是因时代环境的影响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天的学者在身已由己的情况下,应如何去创造自己多年以后回首检视仍感满意的学术成果呢?在学界不良之风仍存、学术成果中不乏粗制滥造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和长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