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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转企改制化学反应 　　我们提传媒的转企改制,首先需要明确“传媒”的指涉范围。本文中的“大传媒”、“小传媒”的概念,不是指单个传媒体量的大小或级别的大小,而是指范围的大小。所谓“大传媒”就是文化产业所涉及的媒体范围。所谓的“小传媒”是指新闻媒体。“大传媒”的范围大于“小传媒”,“小传媒”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中国传媒改革中,“小传媒”的改革历来很谨慎。早在改革初期,决策层就确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框架。在当时媒体背景以及中国改革大背景之下,这一改革思路是一个跨越式、革命性的制度突破。这个改革框架释放出巨大的制度能量,成就了中国媒体的持续发展,深刻改写了中国传媒形态和结构。及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这个制度框架的后续力量渐渐式微,中国传媒出现了新的制度瓶颈。后来,决策层和媒体业界一直寻找新的制度空间。在一些试点改革中,也取得了不少经验,但实质性的制度突破不大。突破的难点仍然是转企改制问题。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从文化产业的高度开始谋划传媒改革新思路。这就突破了原先的“小传媒”改革框架,赋予了传媒更宽广的视野。当然这一突破也使得今天的传媒改革比此前的改革显得更为复杂:改革的规模和结构更大、更复杂,难度也更大。 　　 　　不同的转企改制 　　 　　讨论中国传媒转企改制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如何改革。中国的传媒指涉范围很复杂,需要分开来谈。这里谈媒体转企改制,就在“大传媒”概念中把媒体分为两类:一是非新闻媒体;二是新闻媒体。讨论传媒改制,就分这两种情况来谈。 　　一、非新闻媒体改制 　　从近年的传媒改革来看,非新闻媒体改革力度很大。非新闻媒体是指那些内容生产不涉及新闻或者涉及较少的媒体。这些行业在近年的转企改制中,动作幅度很大。比如说,图书出版业改革动作就很密集,特别是在转企改制方面,这几年连连出招,改革力度很大。今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勾勒出新闻出版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提出了重构出版格局的五大任务: 　　一是全面完成所有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转制任务;二是以市场为手段,以资本为纽带,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培育一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三是深化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改革;四是进一步加快出版传播渠道建设,建设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五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① 　　这种加速度式的宏观推进,其力度和规模在出版业历史上是空前的,特别是经营性出版社改革,走在同类文化产业改革的前面。非新闻媒体改革,由于其意识形态敏感度较小,改革力度较大,这是一方面原因;再者,也与新闻出版总署清晰的改革思路以及有力推动不无关系。 　　二、新闻媒体改制 　　意识形态安全,是新闻媒体改革的出水线。新闻媒体的改革,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改革动作非常谨慎,改革的力度不及非新闻媒体的改革,特别是在转企改制方面,新闻媒体就不敢轻易动作。近年来,新闻媒体改革之所以小步慢行,首要的考虑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如何突破因意识形态敏感造成的制度改革僵局?决策层和媒体管理者都在探索,也找到了一些新的思路。下面针对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来谈新闻媒体改制问题: 　　1.报纸改革:保、转、停 　　报纸媒体近几年的改革动作很大。在中国,报纸媒体数量巨大,情况复杂,改革任务艰巨。目前全国有1943种报纸,分属各级党委、中央各部门、行业协会、报业集团、国有大型企业等机构主管,既有独立法人单位,又有相当一部分非独立法人编辑部。要对这些报纸媒体进行一对一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的做法是:保一批,转一批,停一批。所谓“保一批”,就是把党报作为事业单位保护起来,不进行转企改制;所谓“转一批”,就是对一些经营性、非时政类新闻媒体实行转企改制;而“停一批”,是指对那些效益较差、资不抵债、人才缺乏、发展难以为继,或者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或者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不愿意继续办下去的新闻出版单位,下决心停办退出一批。长期以来,报刊“只生不死”,没有退出机制,是影响报刊竞争的一大痼疾。今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报刊质量评估和报刊退出机制,同时逐步建立主管主办单位、从业人员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今年8月底,中国记协下属的《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成为第一家倒闭的中央级报纸。《中华新闻报》的倒闭,给正在转型期的传统新闻出版单位敲响了警钟。 　　2.广电改革:制播分离新政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广电行业就提出了制播分离概念,并在业界有过一段热闹的试验。2000年,银汉传媒、光线传媒等一批民营制作机构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与电视台合作,撬动了由电视台垄断生产和播出链条的局面,一些民营制作机构甚至直接承包电视台频道。由于这个动作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