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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重悲情质感和强烈理性批判 　　周喜俊，一个从农村走出的女性作家，从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一路走来，成就斐然。至今，她已出版《辣椒嫂》、《周喜俊剧作选》、《周喜俊说唱戏曲集》等专著7部，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曲艺》等发表文学、戏剧、曲艺、电视剧等各类文艺作品600余万字，多部作品获省级和全国奖项。因创作成绩突出，她先后被评为河北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文联优秀青年文艺家等。2004年，由她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在荧屏亮相，好评如潮，成为当年重播率相当高的电视剧。随后，她创作了电视剧本《当家的男人》、长篇小说《当家的男人》和戏曲《七品村官》，反响强烈。 　　许多人看过周喜俊的作品后，认为她属于主旋律作家。很多人说到“主旋律”时隐含的意思是：其政治性大于艺术性，主观的东西会让位于政治，是短期的，艺术上是粗糙的、僵硬的，人物是类型化的。实际上这是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揣摩其作品内在的深蕴。周喜俊的剧作也有着浓郁的悲剧性，有着对人生深刻的把握和对人性深层的挖掘。尤其是《金匾泪》和《宠儿泪》两部作品，悲情质感、理性批判精神还是很浓重的。 　　河北梆子《金匾泪》是作者写的第一出大戏，石门寨村青年姜盼旺是村电工，与冯月兰中秋佳节喜结良缘。洞房花烛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将村里的高压线刮断，引发火灾。姜盼旺抢修电线，不幸遇难，新婚的月兰瞬间成了寡妇，喜事变丧事，洞房变灵堂。痛不欲生的月兰还没从悲痛中缓过神来，自私的二婶就图谋姜家的财产，提出让月兰按照当地的风俗“停灵就亲”，让自己儿子、盼旺的堂弟兴旺与月兰结婚。老支书为盼旺请功，盼旺被追认为烈士。在各级领导和全村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上，月兰在老支书和全村人热切的目光中表示决心：“今生今世不改嫁，伴你英灵过生活。”老支书代表石门寨党支部和村委会送来金匾，以鼓励月兰：“愿你为妇女做榜样，自强不息永向前。”月兰病倒，她高中同学也是盼旺的好友杨德平作为医生负责给月兰看病。在治病过程中，二人萌发了爱情。但是金匾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折磨着两个年轻人，并且差一点就造成了悲剧。在县妇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相爱的人终于得以结合，但老支书非常不解，挂了金匾的寡妇怎么可以再嫁。《金匾泪》写了一出寡妇再嫁的悲剧。造成月兰婚姻悲剧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老支书的“好心”，把月兰树为为英雄守节的楷模。老支书的行为起码说明三方面问题：1.封建时代的贞节烈女观念在现代仍然有着存在的土壤，而且根深蒂固；连老支书这样一个正直善良，一心想帮助、保护月兰的人也未能幸免，给了月兰一种无形压力。2.在那个时代，烈士金匾意味着至高无上的道德，容不得月兰的背叛，这是扼杀人性的。要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守着金匾过一辈子，这与封建社会要女性守着贞节牌坊过一辈子有何区别？作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表现作者理性的批判精神。3.老支书有私心，正如杨德平说的：“说什么全是为我好，分明是为了保典型。”这句话道出了老支书内心深处的私心：保住了这个典型，就保住这个村的名声，保住了村的名声，就保住了老支书的声誉。为了村子的名声、个人荣誉而牺牲月兰的幸福，是不人道的。 　　二是乡村中一些民风、民俗也是差点造成月兰悲剧的重要原因。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肥水不流外人田”，“要为夫家留下血脉、传宗接代，以免断了家族的根使夫家成为绝户”，这些思想在乡间十分兴盛，有浓厚的乡村土壤。姜老海儿子盼旺死了，他很悲伤，悲伤发自内心，老年丧子，无论对谁都是人生重创。但他悲伤的内心里还有更深一层内涵：没有了儿子，不能传宗接代，成为绝户，在村里不能挺胸抬头做人，无人为自己养老送终。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当二婶说把自己儿子过继给他，让兴旺娶了月兰，延续姜家这一支香火，使他不至于绝户、并且老有所养，他动心了，把二婶的“停灵就亲”的想法向老支书提出来。这种封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思想也不只是乡间民风民俗，而是整个中国的一种文化使然，在农村，在城市，在现代，这样的思想仍然是常见的。这种文化观念深入人心，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土壤一时不能消除，月兰的悲剧在这样的土壤上是必然的。 　　欧洲文学中一直贯穿着一条理性精神的主线，从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到启蒙文学都在作品中强调理性精神。在不同时期，文学中的理性表现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理性，反对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蒙昧主义；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者崇尚理性，强调理性是文艺的基本主题，是评价艺术作品好坏优劣的主要标准;18世纪启蒙主义者更是高举理性大旗，用理性精神去启迪人们的蒙昧无知，认为人类现存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接受审判，合理性者存，违理性者亡。“理性”成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在我国文学发展中，虽未有如此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