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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只快乐思想牛虻 　　小说家，杂文家、批判型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骑士、犬懦式的智者、尖刻的社会批评家、幽默大师、色情描写高手、李银河的丈夫 这些赞誉的，或贬损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名称，都指向同一个人――王小波。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突然去世。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王小波被看成是当代中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而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人知道王小波这个名字。王小波在大陆公开发表的文字，主要集中在1994年至1997年他逝世前的几年间，而且以随笔杂文为主。读者和知识界的人士开始打量这个陌生的闻人者。首先是一些年轻的读者，他们从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身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光芒，似乎与当下庸碌昏昧的精神氛围格格不入。1990年代中期、正是一个精神文化颓靡、意识形态混乱而物质欲望开始迅速膨胀的时期，而在王小波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思想随笔和文化时评――中，却时时闪烁着睿智的思想光芒，其锋芒毕露的批判性言辞，也格外引人注目。他的锐利言辞中进发出来的精神辉光，有力地穿透了一个时代昏昧的天空，给许多迷茫中的年轻人以精神鼓舞。 　　《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是王小波的代表作，也称得上是现代汉语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革命有其神圣和禁欲的一面，也有其污秽和放纵的面，王小波笔下的革命时期，则显示出其被崇高理念压抑下的畸形肉欲的一面，或许可以看作表现“文革”时期社会精神生活的新途径。而王小波用人类始祖的黄金时代来比附这样一个畸形的时代，本身包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王二，以其粗俗的形象，无端被卷入爱情、革命之类的场景中，把这些或优雅或崇高的事业搅乱，化作一出黑色幽默风格的荒诞剧。“文革”期间的一对男女的情欲生活，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下小说”中的情欲世界一样，充满了荒诞和狂乱。在一个变态的环境中，情欲本身的纯粹性与外部压抑机制构成了深刻的紧张。情欲以其自身的荒诞和迷乱，挑战了外部世界道貌岸然的秩序，同时也照见了道德家内心的淫秽。 　　王小波显然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颠覆分子，总体化的历史叙事、??整的记忆，在他的笔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王小波笔下，历史与现实总是显示出相似的面貌，构成了相互映照的镜像。无论是写“文革”还是古代历史(如《万寿寺》、《红拂夜奔》)，时间并不按照既定的顺序来展开，完整的叙事线索经常被主人公(王二或“我”)不断的插叙所打断。主人公仿佛飘荡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幽灵，而主人公的情欲，则是联结过去和当下的一种强力黏合剂。情欲本身就是反时间性的，情欲的冲动性和迷狂特质，在王小波那里就是对于外部的物理时间强权的反叛和颠覆，同时也成为对如何外部强权和秩序的反叛和颠覆。 　　错乱的叙事时间，就是种“反乌托邦”时间。在王小波那里，这种“反乌托邦”时间不仅指向过去，同时也指向未来。如《白银时代》和《2010》，这两部作品均可归为所谓“反乌托邦”小说一类。而王小波的真正价值，在其独特的语体和文体方面。《白银时代》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里的故事。主人公“我”在一个写作公司就职，其主要工作就是写小说。他连日来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拼凑一篇《师生恋》的作品，但总是不能使其上峰满意，每一稿送上去即被“枪毙”了。他本人作为该公司的一位小头目，也总是毫不留情地枪毙其下属的作品。根据公司的原则，“我们总是枪毙一切有趣的东西。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这就是所谓“白银时代”的奇怪的文艺政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它并不陌生。从中，我们并不难发现王小波的现实批判精神。未来成为当下的一个镜像。 　　在《白银时代》中，王小波涉及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存在”难题。这个难题首先表现为写作的困境：在“白银时代”，写作之可能面临的危机。方面，作为写作者的“我”必须依靠某种写作的幻想才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写作(首先是“想像”)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它几乎没有可能克服现实政治的权威及其荒谬的写作原则。王小波的写作，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写作悖论”(它同时也是“存在悖论”)。然而，更诡的是，正是这种对写作绝望，才使得写作本身充满了希望。这也正是王小波的写作本身的意义。“白银时代”的写作原则不允许揭示生存的危机，也不允许“有趣”，而《白银时代》的写作恰恰是对“白银时代”写作原则的反动：荒诞的情节，混乱的逻辑，支离破碎的想象片断，各种话语规则的混杂、误置和颠倒，对各种“元话语”系统的戏谑性模仿，还有真正“王小波式”的诙谐：机智、放诞，而又恰到好处……这一切，构成了王小波的带有“狂欢化”倾向的话语风格。 　　王小波正是那种根本不顾忌现行理论时尚的写作者。他的写作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使人们很难将其归类。王小波的写作以其特有的书写“秩序”(它的本质恰恰是“无秩序”)，抵制和颠覆了现实的秩序。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