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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播如何把握场与度关系 　　王志论道（之一） 　　开栏的话： 　　人都知道《水浒传》里有“杨志卖刀”，怎么这里又来了个“王志论道”？ 　　看官且慢，这二人颇有几分相似哩。杨志，名门之后，身怀绝技；王志，“央视”名嘴，“广院”博士。杨志有祖传利刃――削铁如泥；王志有一张利嘴――同样削铁如泥；杨志杀了泼皮牛二，深得人心；王志访了各色人物，大受赞誉。 　　为何他有如此利嘴我等却不行？还是他心中有道。什么道？道可道，非常道。还是让我们从本期开始听他慢慢道来。 　　 　　度的哲学概念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这个界限内,量的增减不改变事物的质,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引起质变。电视“面对面”中,场的营造也受到度的制约,“火候稍欠”或者“过犹不及”都会影响到场的营造,那么在电视“面对面”中,场与度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在电视“面对面”的传播过程中,场是客观存在,它在电视“面对面”的理论体系中处于元理论的位置,而度则是方法论,它与电视“面对面”的传播实践紧密结合,电视“面对面”要取得好的传播效果离不开场的营造,而场的营造又依赖于实践者对度的把握。 　　 　　一、通过把握度来营造场 　　 　　电视“面对面”是拟态人际传播,因此电视传播者要能够把握好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的平衡。一方面电视传播要适时地与采访对象接近,建立起较为融洽的人际交往关系,比如电视传播者将节目主持人或记者的职业角色暂时“搁置”起来,试着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接近访谈对象。电视传播者如果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往往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访谈对象在面对面交谈的过程中经常流露出个人的情绪,而访谈双方之间情感的沟通,将使访谈对象更加放松,也更加接近人际交流的真实状态。 　　笔者在“新闻调查”工作期间曾经采访过因贪污腐败而被处以极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当时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省级领导,因此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都无功而返,胡长清一直拒不接受采访。最后“新闻调查”成为胡长清唯一接受采访的电视媒体,而???访得以进行的原因有二,首先我尊重胡长清,在我的眼里他不仅是一个即将行刑的贪污犯,更是一个重要的采访对象,因为采访能不能完成，关键取决于他的意愿。当他从监狱里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提前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当他提出怕冷要穿一件军大衣的时候,我向监狱的看守转达了他的请求,这些举动都让胡长清感受到了记者对他的尊重。但他并不是十分主动地配合采访,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真的就像有些报道上说的那样养了几十个情人吗?有的报道说你天生就贪财好色,你承认吗?这个激将法让胡长清终于开了口,采访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另一方面电视传播者要与访谈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实现大众传播的目的。比如在上文提到的对胡长清的采访中,我作为记者始终都需要引导谈话的方向,掌控谈话的节奏。作为一名被判死刑的罪犯,胡长清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极力想为自己辩白,对自己的贪污腐败的事实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私下里还希望以接受采访的方式来换取减刑的目的,对此,我一开始就表明态度,作为一名记者,我的职责是采访,除了采访以外的一切承诺我都无法给予,也无法实现。而我也深知,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作为主动提出问题的人,为了实现采访的目的,要成为谈话方向的掌控者,对于胡长清故意回避的关键点,记者要不依不饶地发掘下去。记者的采访最终要在电视上播出,才能实现大众传播的过程,考虑到访谈播出的效果以及话题本身的节奏,记者在交谈的过程中还要善于控制节奏,有的提问短、平、快,有的提问则委婉、谨慎,有的时候仅仅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者前倾的姿势。记者不仅是访谈的控制者,同样还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记者的眼光是职业的眼光,他用职业的眼光去捕捉交谈中的细节,揭示对方企图掩饰的内幕,去发现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除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矛盾之外,电视“面对面”的场中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对立与冲突,比如在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交往中存在着“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在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信息沟通中存在着“暴露”与“封闭”的冲突等,诸多对立的矛盾存在于电视“面对面”的场中,如果把握不好度,失去矛盾对立统一之间的平衡,就可能使传播者走向某一极端,进而破坏电视“面对面”场的动态平衡。因此度是方法论,适度就是为了在电视“面对面”的实践中构建起动态的、和谐的场。 　　 　　二、场是显性的,度是隐性的 　　 　　电视“面对面”的场是立体的、可感的、显性的;场中包含着立体丰富的信息如新闻事实、思维、情感、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场,传播者在场中进行着事实的沟通、观点的碰撞、情感的流露和心理的较量,而这些都能够通过电视媒介直接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相对于场而言,度是内在的、隐性的,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