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弄堂里民办小学.docVIP

石库门弄堂里民办小学 　　我的小学生涯是在五十年代上海石库门弄堂里度过的。 　　建国初，老百姓庆幸战火终于平息，享受起安居乐业的太平年代，于是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现了。 　　 　　五十年代末，这个生育高峰带来的儿童入学难问题已十分突出。我出生于1950年7月4日，按理说1957年夏就该入学，何况那时的我早已能阅读报纸、小说，也会做算术，但却未被录取，说是要优先照顾出生月份比我早的同龄儿童。到了1958年我已八周岁，该没问题了吧。报考那天，妈妈精心为我梳好小辫，还特意扎上两只漂亮的蝴蝶结，送我去报名并接受简单的测试，如认个字，做道10以下的加减题，回答个问题什么的。这对我来说真所谓小菜一碟。可偏偏这一年除夕夜我父亲因历史问题已被送去劳动教养，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公立小学要优先招收“工农子弟”，所以仍不收我。眼看平时游戏中充当我“学生”的小朋友接到了入学通知书，我站在家中客堂间里号啕大哭，小小年纪第一次尝到不公平待遇的滋味。因为像我这样进不了学校的儿童很多，不得已，政府只好提倡兴办民办小学。当时还出了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的典型叫吴佩芳，有一出沪剧《鸡毛飞上天》就是讴歌她事迹的。那时的民办小学与今天的民办贵族学校完全是两码事。它由民间集资，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师资力量参差薄弱，不过好歹暂时解决了大批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而我有幸成为它的见证者。顺便说一下，民办小学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家长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他们或是国民党党员、旧政权中的职员、反动帮派会员、反动军警或是逃往台湾、香港去了的。其余的则往往是小业主、资本家、个体户等。总之，没有一个是响当当的“工农子弟”。所以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父亲是不在身边的。 　　刚入学时，教室在唐山路“逢源里”31号。这原本是一间石库门客堂间，房东把天井加顶盖也扩建在内，总共约三十来平方米。二十四张课桌排成三列，前面支着个木架搁黑板，后面留了点空间放马桶。大门在黑板后面，是我们进出的唯一通道。31号是支弄中的头一幢房子，因此教室靠大弄堂的山墙上开了两扇窗，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光源。报到时我发现这学校与我在姐姐课本上看到的彩色图片上的小学完全不一样，很失望。不过总算能上学了。一年级时我们只有一个教师，所有的课程全由她上，与现在有些贫困地区的小学一样。因为只有孤单单的一个教室（别的班级不在此上课），所以上下课也没有铃声，全凭老师的一声哨子。上体育课没有操场，就在弄堂里列队做做操，引来一大群老人妇女孩子看热闹。那时候学生多教室少，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学校都实行半日制，因此弄堂里整天都有孩子闲逛。我们一上课，就有调皮的男孩子趴在窗上捣蛋。他们怪叫，扔石子，漫骂我们的老师。班主任是个臀部很丰满，穿着挺时髦的年轻少妇，她特别爱穿当时香港流行的包屁股、小裤管的裤子（估计家中有人在那边），于是那些男孩就趴在窗上抓住铁栅栏有节奏地喊：“大屁股老师，大屁股老师！”等她开了大门追出去，男孩们早已逃之夭夭；她一开始上课，他们便又趴上了。如此这般猫捉老鼠的把戏足足持续了约半个多学期，居委会似乎也介入过，但始终对付不了这批捣蛋鬼。后来这批捣蛋鬼终于厌倦了，我们才得以较正常地上课。班主任原是个初中毕业的家庭妇女，丈夫犯了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送去劳动教养，一个人带着才过周岁的儿子，生活较困难，于是出来担任民办教师，每月可有二十四元的收入。关于她有很多故事可说，这里只说两个与教学有关的。我们除了语文、算术有统一教材外，其他科目都由老师说了算。班主任就把她会唱的歌放到音乐课上教我们唱。第一首歌是：“老奶奶眼力差，针孔小线团大……”她是宁波人，把“针孔”读成“金孔”，大家就跟着唱。我很久都不明白“金孔”是什么东西。还有一首是“放羊过山坡，青草多又多。主人家吃烙饼，我吃糠窝窝”她却唱成“我吃糠窑窑”。我也弄不懂什么叫“糠窑窑”，多少年后我看见了这首歌的歌词，才哑然失笑。一开学先学汉语拼音。我曾举手提问：Z和ZH的发音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听她念出来两者并没什么区别。她就走到我面前对着我，嘴形很夸张地先发了一次“Z”的音，然后又加大力度更大声地发一次，说这就是“ZH”。如此这般重复了几遍，我还是一头雾水。小孩不会撒谎，我就说，吴老师，我觉得你念出来的还是一样的呀。她不高兴了，说：怎么还不明白？自己回家练去吧！幸亏后来我自己从广播中悟出了普通话中翘舌音与平舌音的区别，才恍然大悟当时她的问题所在。我们的教学质量由此可想而知。有趣的是刚开学那阵子，马桶还没到位，要小便只好在下课时奔回家去。路较远的同学来不及回家，老师就让她们跟着我们路近的同学一起去解决。我的第一个小学同学就是这样结识的。 　　 　　二年级时教室搬到了安国路“世厚里”6号，还是间客堂间，不过关了天井的大门就可以自成一体，再也不会有人捣蛋了。这条弄堂短短的，很干净也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