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弄堂里老太太们.docVIP

石库门弄堂里老太太们 　　立夏一过，弄堂里就热闹起来了。紧闭了半年多的石库门一扇扇地打开了，老太太们（说是老太太，现在想来也不过六十来岁吧。）拿出一把把竹椅子或是小板凳，坐在弄堂里自家的大门口或是后门口，择菜、做针线、纳鞋底、打毛衣……顺便与邻居说东道西，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吵架也是她们常有的节目之一。 　　 　　隔壁有个叫陈家姆妈的，是宁波人，胖胖的，黑黑的，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那是当时老太太们最流行的发型。陈家姆妈是五号的二房东，自己住在底楼天井旁的前厢房，客堂间是公用的，其余的房间都租出去了。她身边没有子女，但有过一个与我同龄的小男孩。陈家阿爸长得又白又瘦，他大概已经退休了，整天在家。每年夏天一到，陈家姆妈每天都会在傍晚时分洞开大门，搬出凳子椅子，我知道，他们又开始在大门口摆“酒席”了。酒桌是用两张方凳拼成的，上面搁一把锡制的酒壶，两只锡酒杯、两只小碟、两双筷子。酒菜很简单，通常是花生米，臭豆腐干，咸菜炒毛豆，烤菜之类的，有时会有油爆虾、霉干菜烧肉等。酒桌两旁各放着一把带靠背的竹椅，陈家姆妈和陈家阿爸各坐一端，陈家姆妈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她尤其爱穿黑色的香云纱的旗袍，其次是黑色的绸短衫绸长裤。而陈家阿爸则永远穿着白色的圆领老头汗衫和带条纹的短老头裤。他们俩坐在竹椅上，就着两三碟小菜慢慢地呷着黄酒，有时停下来摇摇芭蕉扇，神情很是悠然。小男孩在弄堂里奔来奔去的，玩得满头大汗，时不时过来要一口菜吃，陈家姆妈就用筷子夹粒花生或是夹块小肉到他嘴里，从旗袍的斜襟上扯下手帕替他擦擦汗，和颜悦色地关照他当心摔跤，便又任他去了。我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悄悄望着他们，觉得那个男孩子很幸福，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周围男孩很少有不挨骂挨打的，尤其当他在撒野时。有时陈家姆妈发现我在好奇地观察他们，便会微笑着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羞怯地摇摇头，她也不再勉强。天黑了，他们才撤席。他们的例行酒席一直摆到秋风乍起，天气转凉才作罢，成为我记忆中这条弄堂夏日最温馨的一道风景线。后来，那个男孩不知去向了，而他们的酒宴也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始消声匿迹。再后来，从外地回来的养子在客堂间成了家。没过多久，他们家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发出惊天动地的吵架打骂声，甚至在半夜三更都会有人摔热水瓶。我被这些声响惊动时，总在想，不知陈家姆妈现在在干什么，她那么温和的老太太，如何生活在这种激烈争吵的环境中呢？ 　　隔壁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老太太，也是宁波人，据说以前是香烟厂的童工，后来当上了拿摩温。她总是把头发梳得精光，在脑后挽成个横S发髻，这好像是当时最时髦的发髻。梳头是她生活中的一大盛事。每次梳头，都有一个梳头娘姨上她家门，手中拿着一个包袱，那是她的工具箱。天冷，她们在二楼的窗口边，我就隔着两个天井的距离在我家的窗口前看；天热，她们在后门口摆开阵势，我就站在一旁看。梳头的过程好像很长，也很复杂：先是打开她的发髻，虽说在当时人的眼里，她已是老太太了，但她的头发又黑又亮，还很长。梳头娘姨一边耐心地用篦子一下一下地把头发梳通，一边陪着她说话。梳得差不多了，就用一把牙刷蘸着一种香喷喷的刨花水涂抹头发，把头顶部分的发型搞定。这种刨花水据说是用上好的木材刨出来的，无色透明，有点粘稠，像胶水似的，很好闻，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摩丝，五十年代弄堂里常有人上门推销给那些家庭妇女。然后就开始挽发髻，这显然是梳头中最关键的步骤，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老太太要求很高，我常见那梳头娘姨拆了重新来过。等那个横放的S型的发髻服服帖帖地挽在脑后之后，她用一只黑色的线编织的发网把发髻罩住，再用很多发夹把发网别住。最后，梳头娘姨拿出镜子对老太太左照右照，还不时小心翼翼地在她的头上东抹点刨花水，西捋捋鬓发，直到头发铮亮，一丝不苟为止。当时弄堂里雇用梳头娘姨、头发这么考究的大概就她一个，所以不光我们小孩子喜欢看热闹，那些家庭妇女也很感兴趣，她们也爱围在一旁评头论足、问这问那的，语气中总透出些许羡慕。有时，她们还托这个梳头娘姨带来刨花水大家分，当然是给钱的。这位老太太不光考究头发，也非常讲究穿着打扮。她总是穿得山青水绿，脖子上挂着亮闪闪的金项链，上面还坠着沉沉的金鸡心；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有翡翠的，嵌宝的还有金的，脚上穿着黑色的皮制圆口平底鞋。她闲来就腰板笔挺地站在后门口，左手在腹前托住右手的肘部，右手手指上夹着香烟，手指甲修得长长的，那架势就像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只是身板太僵直。她一边悠悠地吐着烟雾，一边用“贼骨铁硬”的宁波话对女婿或女儿发号施令，或是对他人说三道四。这位“拿摩温”说起话来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不断地眨巴眼睛，而且每眨巴几下，就会有一次幅度特别大、看起来特别吃力的眨眼动作，弄得我不敢多看她。因为看她久了，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学起她的眨巴眼来。如果她真是香烟厂的童工出身，我想她一定吃过很多苦，同时她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