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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中国式“公共新闻”理念与实践 　　公共新闻又称“公民新闻”，出现在1990年左右的美国。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念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Jay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 [1]这几年，西风东渐，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首倡“公共新闻”，掀起了中国“公共新闻”研究的热潮，为公众搭建起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一个思想的广场。它每晚18点开播，每天播出60分钟，栏目因此而得名。 　　如果说《东方时空》引发了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一次革命，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为第二次革命，那么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则是第三次革命。 　　“民生新闻”以本土化和民本化取向成为其拓展生存空间的有效方式，将十年前央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真诚面对观众”的口号落到了实处，“关注百姓，服务百姓，做百姓的代言人”是这类新闻的基本精神内核，但受众的话语权大多是由媒体代言，媒体这种越俎代庖为百姓讨说法成为大众眼里的“包青天”。作为现代社会媒体，不应该成为一种畸形发展的舆论力量。 　　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Theodore L. Glasser认为公共新闻是:①把受众作为公民和公共事件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看客和受害者;②帮助政治团体解决社会问题，而不只是了解问题;③改进公共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坐视其恶化;④帮助公共生活顺利进行。[2]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肯定了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报道领域的延伸，“因为民生新闻的可消费性可能会局限在更倾向于报道社会新闻......原来民生新闻是把受众定位为老百姓或者大众，而公共新闻是公众，公众本身的内涵比大众应该说更具有某种社会含义，特别是公共新闻突出一些民权的问题，突出公众的权益的问题，这个理念是对民生新闻的一种提升。” [3] 　　在传统的新闻学理念中，“大众”强调的是受众无意识和??动接受意识，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而“公共新闻”则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公众”，这是因为它更能强调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意识，这意味着受众本位的回归，越加彰显了“以人为本” 的宣传方针。如果说“民生新闻”是在“国家的声音”之外传递“民间的声音”，那么“公共新闻”则把“国家的声音”和“民间的声音”整合为“公共的声音”。 　　中美公共新闻孕育之背景从政治传播角度而言，美国公共新闻的出现是对政治变革作出的一种反应。它认为只有公众的参与才能加强美国业已巩固的代议制政府体制，即“它是一场民主化和需要大众共同参与的运动”。[４] 美国公共新闻事业的鼻祖可以说是20世纪初的美国黑幕揭发运动， 1990年前后，美国公众对政治环境丧失兴趣，对新闻界的信任迅速下滑，媒介充斥着大量的“黄色新闻”等，这些因素导致了“媒体与大众分离”的新传播环境，要求实施民主政治。“公共新闻”理论及其新闻实践也是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种表现，这种思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理论层面上，更落实在大众媒介一系列探索性的新闻实践上。 国情不同，“公共新闻”出现的背景也不同。在中国，“公共新闻”的形成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国家公共意识的日益强化，二是现代生活“公共领域”的渐次显露。“公共新闻”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新的阐释和传播，强调的是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导向与介入，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人民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协调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 　　1、控制媒体的两极分化。在中国，传媒制度实际上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逐渐透明公开，媒体不再是信仰单纯的、单向的“枪弹论”，受众控制的互动时代渐趋明朗。受众控制是以受众为本，是一种市场化的商业控制，如果一味受控于不同层次的受众，则新闻媒体会失去本真。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于媒体在权力控制上的两极分化依然明显。当然，在当前传播生态环境，与政府决策层保持沟通十分重要，它关系到问题的解决进程，关系到公共新闻的连续性，而不是可有可无。这是由当前的传播语境决定的，也是新闻传媒“喉舌”性质的体现。 　　2、传媒“公共领域”崭露头脚。我国大众传媒现在除了具有党性以外，还具有了传播信息、反映舆情、引导舆论、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换句话说，我国传媒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公共领域”的功能。阿伦特的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