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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艺术传达与塑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无情地抛向了痛苦的深渊，这些昔日文明的缔造者无奈地忍受着生活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忧郁。短短十余年的时间，艺术的中心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欧洲转向了仅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纽约取代巴黎成为前卫艺术的中心，这个曾经文化上的落后地带现在却成为欧洲知识分子逃避战乱、迫害，甚至死亡的庇护所，它仿佛诺亚方舟，承载着将要在灾难后重建新世界的生命力量。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来到美国的著名艺术家有：达达运动的领袖杜尚；超现实主义者达利、米罗、恩斯特、阿尔普、马塔、马松；新造型主义的代言人蒙德里安；巴黎画派的核心人物夏加尔；抽象艺术家康定斯基等。在新大陆自由、清新、令人振奋的环境中，这些艺术家迎来了自身创造的又一个新高峰，同时，他们的艺术活动也对美国的当代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他们???到来，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①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造型主义在画面结构上的探讨，以及超现实主义对心理自动主义和即兴表现力量的颂扬，更是从形态上为抽象表现主义提供了支持。 　　蒙德里安在美国是位传奇性的人物，他不仅支持几何抽象风格，向三十年代统治美国画坛的社会现实主义和地方主义提出坚决的挑战，而且还鼓励青年一代进行革新，在美国艺术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重要的革命，二战后出现的色域绘画②、硬边抽象，甚至极少主义和光效应绘画都可以追溯到蒙德里安，即使是一些与他的艺术观念背道而驰的艺术家也都非常尊敬他。蒙德里安于１９４０年移居美国，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年，纽约的街道严格按照网状结构进行规划，加上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正好与他早年积极倡导的新造型主义③不谋而合，这使他深深地迷恋上这里独有的城市风景。此外，城市的喧嚣、快速的生活节奏、夜幕中闪烁变幻的灯光又使他体验着新的视觉经验、体味着新的生存感受，他开始在他的作品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新奇与情感。以往的黑色线性结构消失了，分割画面用的黑色格子变成由红、黄、蓝色的小方块组成的彩色线条，像霓虹灯一样闪烁在白色的画布上。 　　米罗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间比较晚，那是在１９４７年，为了参加由布列顿、杜尚组织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展和绘制辛辛那提壁画。但米罗的作品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１９３０年，他就在纽约的瓦伦泰恩画廊举办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展览，之后曾多次在纽约的友埃尔?马蒂斯④画廊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或大型回顾展⑤。作为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有机抽象风格的领导人，他的声望超过了其他当代著名画家，堪与毕加索和马蒂斯相媲美，无论是油画、壁画、版画、挂毯，还是陶艺、雕塑，都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和重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星座》系列（１９４０年开始创作，１９４５年在纽约展出）是以无数个符号、圆点和线条交织而成的画面，向人们传达出无序、不规则和非理性，其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再现的主题，也不在于最终成品后的形成结构，而在于绘制这幅画的行为，即“自动性”，在当时，米罗的绘画和观念对那些想要摆脱社会现实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年轻一代美国艺术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促成了以杰克逊?波洛克为代表的行动绘画⑥的出现。 　　蒙德里安和米罗的艺术创作预示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两种风格：在创作中注重笔势和颜料质感的行动绘画，以杰克逊?波洛克、威廉?德?库宁、弗朗兹?克兰、阿什尔?戈尔基、汉斯?霍夫曼为代表；讲究画面形色统一，表达抽象内涵的色域绘画，以马克?罗思科、罗伯特?马瑟韦尔、巴尼特?纽曼、阿道夫?戈特利布、艾德?莱因哈特、克莱福特?斯蒂尔为代表。 　　也就是说，诞生于战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风格，也不是一个严密的团体，在该流派名下的艺术家并没有发表明确的宣言或纲领，他们的艺术风格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着相近的信条――不再现特定主题，反对形式主义，追求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潜心于艺术创作，对身边的现实、政治采取漠然的态度，用科兹洛夫的话说就是“对审美价值比对政治更感兴趣”。表面上看，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作品没有主题，形式自由开放、无拘无束，与政治毫无关系，而实际上，作为美国“冷战”时期文化政策的产物， 它充分体现了作为宣传武器的价值，虽然这不是艺术家本人有意识的行为，但该团体的赞助人――现代艺术博物馆却完满地将这种艺术形式与国家政策嫁接在了一起。 　　现代艺术博物馆是美国当代艺术领域中审美趣味的创造者，成立于１９２９年，由大财团洛克菲勒家族投资、主持⑦。洛克菲勒的家族成员一方面担任博物馆的历届董事长，同时在美国国家机构中任要职，就连二战以来的许多政府部长、甚至总统都受到由其家族控制或经营的各种基金会和代理机构的训练与培植。现代艺术博物馆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对外文化政策――积极对国外知识社团施加影响，把美国塑造成与“大一统的”共产主义集团相对立的“自由”社会